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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初儒释道三教并存，但地位并不平等。儒教并非宗教，而是政治伦理学说，用以经邦济世，协调社会关系，不管名义上排位几何，实际上被统治阶级奉为镇国至宝。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李世民论及三教，认为梁武帝父子"惟好释氏、老氏之教"，反而国破家亡，"足为鉴戒"；明确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6《慎所好》）对于佛教和道教这两种宗教势力，统治者基于世俗利益的考虑，研究过沙汰方案，并对佛教徒不断予以检校，但由于不具备取消宗教的社会条件，又需要加以利用，遂对它们排列名次。武德三年（620），唐高祖李渊去道教圣地楼观（在陕西省周至县）设醮祈福，道士岐平定（原名晖）对他说：道教祖老子李耳是皇室的圣祖，垂佑后裔，使之战无不胜。高祖为了神化李唐政权，十分乐意承认这种血缘传承关系，于是改称楼观为宗圣观。同年，晋州（治今山西省临汾市）樵夫吉善行奏称在浮山县羊角山见到一位着素衣骑白马的老叟，自称是皇室始祖太上老君。高祖于是改称浮山县为神山县，羊角山为龙角山，山上修兴唐观，内塑太上老君像。武德八年（625），高祖到国学释奠，宣布三教的名位是：道先、儒次、佛后。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下了一道《令道士在僧前诏》，愤慨"殊俗（外国）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指出必须予以厘革："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全唐文》卷6）道先佛后作为基本国策，经一再申明，处于难以动摇的地位。

　　佛道二教之间，斗争经久不息，积怨甚深。道教确定为皇室的血亲宗教后，有恃无恐，主动出击，更使佛道之争火上浇油。武德四年（621），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表高祖，请废除佛教，极言佛教的社会危害，并谩骂佛教为"秃丁邪戒"、"妖胡浪语"。（《广弘明集》卷11）佛教徒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存空间，被迫反击。次年，释法琳上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企图争取皇室的理解和支持，并撰写《对傅奕废佛僧事》（即《破邪论》）上呈朝廷。武德九年（626），李仲卿、刘进喜二道士分别写了《十异九迷论》、《显正论》攻击佛教，法琳又著《辩正论》予以还击。僧人慧乘、普应以及居士李师政等，密切配合法琳，对道士口诛笔伐。

　　太宗贞观十一年道先佛后诏令颁布后，僧人法常等数百人赴朝堂陈述意见，请求取消成命，未被采纳，道士益发受到鼓舞。贞观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向太宗告密，说法琳《辩正论》诬蔑皇室始祖，太宗向法琳问罪。法琳冒着大不敬的风险，说皇室出自代北鲜卑族，是阴山贵种，其姓氏达闍达译作唐言为李氏。而李耳属于陇西李氏，其父姓名为韩虔（与寒蹇谐音），字元卑（天字第一号卑贱货），是个独眼、跛足、无耳的乞丐，终生娶不起妻子，72岁时与邻里老婢私通，在李子树下生出李耳，始以李氏为姓。法琳说皇室"弃北代而认陇西"，是拿黄金换同等重量的黄铜，绸缎换同等长度的粗布，蠢人干蠢事。太宗大怒，宣布处以死刑，七天后执行，看他念七天观音菩萨是否能刀杖不伤。届时法琳说："七天以来，惟念陛下，未念观音"。陛下"子育群品（庶民百姓）"，就是当今人间的观音。"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有伏尸之痛。"（《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太宗于是把他改判为流刑，他在赴四川流所途中病故。此后，佛道之争转入低潮。

　　释玄奘于贞观三年（629，采陈垣说）西行求法，贞观十九年（645）正月才回到长安。在接近国门之际，他在于阗（今新疆和田）修表，托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人随商侣入朝，上呈太宗。传记说他"少停"于阗，是由于"前为渡河失经，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访本，及为于阗王留连，未获即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实际上是他在等待朝廷表态，因而所谓"少停"，居然长达七八个月之久。太宗贞观年间佛教的处境，他孑身在国外，不甚了解；但高祖武德年间的情况，他置身其中，应该心中有数。何况当初他是冒犯国家"禁约百姓不许出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的法令私自出国的，一路上曾遭到官府的通缉和追截，回国之际难免心有余悸。因此，他在表文中一则对自己的"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表示惭惧；二则把西行求法这一佛事活动说成是国事活动，是"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太宗下敕，说对他归国"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他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匆匆踏上返途。

　　历史从此把玄奘推到了前沿，他不得不和皇室打交道，不得不接触敏感的佛道名位问题，并为改变佛教地位付出努力。

　　二

　　玄奘为改变佛教地位，不懈地开展活动。他在内心深处根本看不起道教，太宗命他将《老子》译为梵文，颁布印度，他勉强从事。当道士们上请宰相，要他把《老子》一书的序文也译出来时，他坚决辞绝，说："其言鄙陋，将恐西闻异国，有愧乡邦，……恐彼以为笑林。"（《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然而综观他的全部活动，他没有把这一态度带进来，非分地奢望去压倒道教，而只是争取佛教同道教的平等地位，因而及身取得一些成效，并为身后佛教地位的改变开拓出道路。他所开展的活动可分为三个方面，这里分别加以论述。

　　其一是尊重朝廷，美化皇室，争取国家对佛教的理解、亲近和支持。

　　太宗诏令在洛阳宫接见玄奘。玄奘回长安半月，立即赴洛阳。太宗问他"山川阻远，方俗异心"，如何战胜困难，西行求法？他完全归功于太宗，说："奘闻乘疾风者造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镇葱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况玄奘圆首方足，亲承育化者也。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太宗夸他"词论典雅，风节贞峻"，远远超过十六国时期被国君称为"神器"的释道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首次见面，玄奘亮相很成功，缩短了国家同佛教的距离。他一再表示"毕身行道，以报国恩"，"为国"翻译佛典，甚至要求国家派兵把守自己译经所在寺院，"以防诸过"。玄奘这样自觉地置身于国家的统辖、管束之下，以消除嫌疑，太宗非常放心，高兴地说："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

　　此后，无论是上书还是谒见，玄奘一直沿着这条奉承讨好皇室的路子组织言辞，多是空洞浮泛的套话。但贞观二十二年（648）的一次面谀不同，具体而全面。他吹捧太宗是罕见的"上智之君"，同中庸之君大相径庭，根本不需要借助于贤能宰臣的辅佐，"一人纪纲，万事自得其绪"。他列举例证加以发明，说：

　　"陛下经纬八紘之略，驱驾英豪之才，克定祸乱之功，崇阐雍熙之业，聪明文思之德，体元合极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于人，其义一也。敦本弃末，尚仁尚礼，移浇风于季俗，反淳政于上皇，赋遵薄制，刑用轻典，九州四海禀识怀生，俱沐恩波，咸遂安乐，此又圣心圣化，无假于人，其义二也。至道旁通，深仁远洽，东逾日域，西迈昆丘，南尽炎洲，北穷玄塞，雕蹄鼻饮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风瞻雨，稽颡屈膝，献珍贡宝，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无假于人，其义三也。猃狁为患，其来自久，……陛下御图，一征斯殄，倾巢倒穴，无复孑遗。瀚海、燕然之域，其入提封；单于弓骑之人，俱充臣妾。……有道斯得，无假于人，其义四也。高丽小蕃，失礼上国。隋帝总天下之师，三自征伐，攻城无伤半堞，掠卒不获一人，虚丧六军，狼狈而反。陛下暂行，将数万骑，摧驻跸之强阵，破辽、盖之坚城，振振凯旋，俘馘三十万众。用兵御将，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于人，其义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华，和气氤氲，庆云纷郁，四灵见质，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鸾、朱草，昭彰杂沓，无量亿千，不能遍举，皆是应德而至，无假于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