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媽媽生于一九零二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卒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阳历)，享年六十八岁。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许多历史上少有的灾难，包括残酷争战以及一系列天灾人祸。妈妈一生中饱受这些灾难，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辜地戴着“反革命”和“反革命家属”两顶“帽子”，备受折磨，凄然离世。妈妈一生的苦难遭遇，不仅是我家的悲剧，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悲剧。
　　今年是妈妈诞辰一百周年。按照老家的习俗，我于正月初三清晨，到掩埋双亲的地方，以极为简单的方式作了祭奠。那里已被夷为农田，没有任何墓葬标记。不过，妈妈永远驻留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磨灭的。我认为，纪念她老人家最好的方法，就是尽我所知，把她的经历作成一篇祭文记载下来，永远保存，永远怀念。

一、 家世和特性
    妈妈出生在河北省藁城县南董镇河西营村，与南大章村我父亲家相距大约一公里。滹沱河自山西太行山一路注泻而来，在这里刚刚进入华北平原，从西北向东南紧贴着这两个村子的南侧绕弯东流。一旦上游下暴雨，这里就要遭水灾，庄稼被毁，房屋被淹。艰苦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的人们特别能吃苦耐劳。
　　我的外祖父身材魁梧，是种庄稼的好把式，一九〇四年石家庄开始修筑京汉、石太铁路，靠赶大车跑运输，家道逐渐殷实了些。他在六十来岁时，患病拉肚子，舍不得花钱吃药一直拖延到死。我从没有见过外祖父，一九四二年夏，日本鬼子在华北实行大扫荡，大舅舅逃难到我家，一起生活了七、八年，给我的印象很深。从妈妈和舅舅的言行举止，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我外祖父的形影。舅舅精通农田耕作，还会做各种各样、粗粗细细的家务活计，似乎万事不求人。他上过私塾，能写比较工整的楷书，偶尔还翻翻《五方元音》，品味一下古诗韵律。他会家乡不少的戏曲，给我讲戏文故事时，往往绘声绘色地连说带唱。他一辈子信奉“老实人常在”的哲理，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特别是我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回老家，遭到残酷的迫害，两位舅舅在自己也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恶劣环境下，带领他们的子女，无视受到的牵连，给予真诚、体贴的照料，仍至主持操办我父母的两起丧事。在当时“红”色恐怖下，其作为实在是难能可贵，侠风义骨。
　　妈妈年轻时只有个乳名，叫“女儿”，可见是深得长辈疼爱的。后来搬到城市同爸爸一起生活，才起了大名，叫“蒋懿真”，含有崇尚美德的意思。就妈妈的美德而言，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她勤劳、朴实、正直，一心一意相夫育子，可以说具有那个时代中国家庭妇女的各种传统美德。她常说，咱们不欺负人，也绝不受别人的欺负。谁要是对咱们好，咱们也对他好；如果对咱们不好，那休想让咱们对他好。
    妈妈天资聪慧，在村里容貌也是数得着的。她没有上过学，可是幼年就能徒手绘画刺绣的底图，就像买来的一样。一九五二年春节我头一次回故乡，表哥指引我看妈妈用铅笔在砖墙角落画的花卉，那居然是她三十多年前还没有出嫁时的“作品”。记得我结婚后，偕妻子回太原省亲，她把年轻时绣的一幅衣袖花饰赠给我。这幅花饰我一直珍藏着，因为它跟着妈妈历经了几十年的战乱颠沛，蕴含着妈妈一生的酸甜苦辣，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当年，家乡的妇女们从小就学会纺棉花。听舅舅讲，妈妈纺棉线又快又好。纺出来的棉线或卖出比别人高一些的价钱，或换布做自家衣服。五个子女的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全凭妈妈手中的针和线。来到了城市后，她又学会织毛衣。其实并没有专门学，只是经人指点指点就会了，而且能织各种时兴的花样。我们兄弟小的时候，都是妈妈织毛衣给我们穿。我刚上小学时，哥哥背诵一首唐诗，我跟着学会并永远记住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后来，爸爸没有工作和收入了，妈妈有时替别人织毛衣，一件五块钱（大约相当于一只鸡的价钱），补贴家用。妈妈给我织的最后一件毛衣，是一九五八年初冬给我寄到鞍山的，似乎用的是新毛线。我不知道她从哪里省下来的钱，只是感到穿着很暖和，很合身。这一年全国大煉钢铁，说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又说全国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那时我才21岁，是烧结总场机关煉钢队的副队长，一连三个月吃住在厂里。劳动热了，把这件毛衣脱了放在炉旁，后来竞发现丢了。我觉得很对不起妈妈，感到惋惜和而又困惑，不是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怎么还会有人偷毛衣呢？！
　　面对年复一年多灾多难的生活环境，妈妈最大的精神寄托和动力就是把五个孩子哺养成人，而且不管多困难，也要都供到大学毕业。“过日子就是过人”，是妈妈的铭言。她最大的心愿是孩子们长大成人后，过年时同媳妇一起给她行个礼，喊一声爸爸妈妈就行了。她自己常年省吃俭用，却总为没能给孩子们吃得更好一些而内疚。有时她只得解嘲似地说，等到世道平稳一些，回老家养一头猪，过年时宰了，让孩子们都回来解解馋。
　　抗日战争年代期间，爸爸随部队驻扎在前方，妈妈独自带着孩子们，江南江北，多次搬家。她能很快学会当地一些生活经验，而且对比较新颖的知识也领会得挺快。例如在武汉，吃的水是从江边挑来的，很混浊。妈妈学会用布包一块明矾浸下去，使水澄清些。妈妈还曾对我提到过，在重庆时，我的二姐云华（当时大约三、四岁）有一次手触摸到电线的漏铜处，哇地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她闻声赶忙过去，用一根木棒把电线拨开，救了云华一条小命。　　
　　妈妈从四十来岁开始接触并信奉基督教，她的祈祷总是企求我爸爸平平安安，孩子们长大成人。我常随着妈妈去教堂作礼拜，至今还能哼那时跟大人们学会的一些赞美诗歌的曲调。妈妈拿《圣经》当课本学识字，由我舅舅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有时个别字不认识了，就问问孩子们。稍后，动荡的生活环境使她无法再继续学下去了，只是达到能够写一点简单家信的程度。我到鞍山工作后，她陆续写过好几封信。每次我捧着她寄来的信，都会有“家书值万金”的感觉；也会回忆起妈妈学认字时的情景。妈妈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一九六八年，说她和爸爸回到老家。人老了，希望由孩子们每人每年管三个月，每月邮十元生活费，寄给舅舅转交。我只寄过一年，后来接到舅舅来信，不让再寄了。当时，我正背着“历史反革命子女”的包袱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没有办法想象如何照料爸爸、妈妈了。生不能养老，死未能送终，是我终生憾事！
　　
二、饱受婆婆压制和战乱之苦
　　妈妈一生，起初是在封建习俗下受婆婆的压制和虐待，接着就是多年的内外战乱。
　　我国过去特别是在北方的农村，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习俗，不论媳妇多么孝敬、贤慧，婆婆总要压制、打骂媳妇。千年的媳妇熬成婆。我的奶奶在当媳妇时，也曾饱受她婆婆（是我爷爷的后妈，绰号叫黑老婆，厉害得全村有名）的虐待。后来她当了婆婆，自然要拿我妈妈出气。妈妈与爸爸结婚时，爸爸在保定师范学校上学。爸爸自幼勤奋好学，在乡里颇有点名气，但是不久，在反对军阀的学潮中被校方开除。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爸爸和我们家后来多年的生活道路。为了生计，爸爸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由于下级军官不准携带家眷，这十多年里，爸爸在北伐和国共第一次战争的前线出生入死，妈妈一直带着孩子住在老家里，不仅终日为爸爸的安危提心吊胆，还要忍受婆婆的虐待。
　　妈妈幼年在满清时代缠过脚，后来虽然放开，却已经变了形，走路和作农活都相当吃力。十八岁嫁过来后，不仅要承担全家的做饭和其它家务，要参加田里的各种劳动。此期间，爸爸常年在外，家里的经济命脉完全由公婆把持，她有时只能到吃些发了馊的杂粮饼。妈妈生孩子时，没有人照料，寒冷的冬天里要靠自己用冷水洗婴儿的尿布，以致手指落下多年疼痛痉挛的残疾。苦命的妈妈，就是用这双手，一生坚持做活，直到临终。妈妈是个刚强的人，最使妈妈难以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是，奶奶无缘无故的辱骂和殴打。妈妈曾说过，有一次她正在厨房里做饭，奶奶不讲任何缘故，就用烧火棍抽打她。她生下我的姐姐和哥哥后，为了减轻经济负担和便于劳动，两个孩子常年住在老娘家，有时还从娘家带些吃用的东西。即使这样，也没有使她少受一点熬煎。
其实，奶奶一生的遭遇也是很悲惨的。先是我叔叔患肺结核，不到三十岁就病故；接下来我爷爷于一九四〇年春上树伐枝，跌落摔伤左颅，不治而亡。加之日本兵在华北实施残酷的大扫荡，家乡实在难待下去了，一九四三年正月初六，奶奶跟着我舅舅逃难来到陕西韩城，同我们在一起生活。这时，她已经无法再对妈妈实施什么虐待了，但婆媳关系依然紧张。五十年代，农村土地所有制接连发生重大变化。一位担任村里会计多年的亲戚告诉我，办互助组时，土地和劳力的收成分配比例是七比三，合作社时则变成了三比七；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实行土地归公，社员按照出工记分，分配钱粮。年迈的奶奶原来靠着乡亲帮种家里的几亩薄田，公社化后便失去了生活来源，无奈到太原来住在我云蒸哥家里。这时，爸爸又从教师的工作岗位退职赋闲。养儿一场，落得空空。不久，她老人家便因肾病严重难熬而自缢，终年七十八岁。奶奶是个刚强的人。她患病后自知难活了，把一只携带多年的金戒指赠给我哥哥，感谢最後供养了她两三年。
我爸爸是孝子，对于持续多年的婆媳争纷，始终只能责怪妈妈，其实妈妈是毫无过错的。我当然始终坚定地站在妈妈这一边，但是对奶奶，对爸爸，也感到由衷地同情。
　　大约在一九三六年，爸爸升任团长后，有了携带家眷的资格，妈妈这才带着孩子们，离开老家，到了爸爸当时的驻地贵州省湄潭县。阖家团聚一年多，日本侵略的炮火又把我家和全中国的老百姓引向了战争的苦难深渊。
　　妈妈从北方的农村出来以后，随着父亲工作条件的变换，先后住在贵州、湖北、四川、陕西及山西的一些地方。在战火连绵、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爸爸大多数时间都是随军队驻防或作战，还曾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监押三年多。多靠妈妈的哺育，我们两姐妹、三兄弟陆续长大。那时候，妈妈为操持家务，真是费尽了心血。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妈妈边做活计边自言自语。几个孩子都只顾上学，她身旁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给自己说话，也算是解闷。有时听到窗外喜鹊叫声，妈妈会高兴地说，喜鹊叫，喜事到，你们的爸爸要回来了。   
　　她曾欣慰地给我诉说过，在一、二十年的战乱年代里，她带着孩子们走走南闯北，搬过好多次家（算一算，超过十五次，路程近万公里），爸爸又往往不在身边，可是一点钱物差错也没有出过。对于她这样一位家庭妇女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
　　身为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妈妈有着纯朴的民族正义感。日寇侵华期间，我家在后方经常挨日机侵扰。即使在深夜，一听到拉警报，她就拉扯大的孩子，怀抱小的孩子，跑出去躲轰炸。我清楚地记得在蒲城时，有一次夜间来了日机，哥哥睡得死死地，妈妈怎么他叫也不醒，三岁的我急得用小手抓他的脚心，他才醒过来，一起出去躲避。她还曾给我说过，在西安南院门一带，她曾亲眼看到过一位妇女肚子被炸伤，肠子淌了出来，疼得直哀求别人，快一点把她弄死算了。日寇实行大扫荡，逃难出来的乡亲告诉她，日本兵把村里某某活埋了，把某某用刺刀挑死了，更激起她对日寇的憎恨。
　　一九四四年爸爸当师长，在灵宝战役中，上司有意刁难，名义上是一个师的阵地，却只让爸爸带一个团防守。战事失利后，爸爸被监押，妈妈带着一家老小，尝尽了人间的冷漠和酸辛。眼见一些善于迎逢上司、贪污军饷的人升了官，高层争权夺利而让下级冤枉送命。“一将功成万骨枯”。爸爸、妈妈从切身的体验中感悟到，社会上的争纷险恶叵测，实在不是老实、本份的人能够应付得了的。他们俩都盼望不要打仗，盼望一家人能在和平的环境中过日子，哪怕是苦日子也好。但是，日寇的铁蹄践踏着几乎半个中国，那里有和平的环境呢？！面对社会上的尔虑我诈，又如何躲避得了呢？！作为一位家庭妇女，妈妈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孩子们抚养大，供出学门，日后在社会上凭自己的本事工作，成家立业。
　　爸爸、妈妈一共养育了五个孩子。尽管经历的路径不同，五个子女后来都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大姐云舒、哥哥云蒸靠着爸爸的经济来源，分别于一九四六和一九五零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二姐云华一九五零年从高中参加了军队文工团，复员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主要靠她那微少的复员费助学金，维持到一九六〇年毕业。老五云武由姐姐、哥哥们陆陆续续的接济，一九六五年从中南矿业学院毕业。由于家里经济情况的变动，我求学的道路又不一样。我是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边工作边上夜校，一九六五年毕业于鞍钢夜大学。五个孩子终于都大学毕了业，有了各自的工作和家庭，爸爸、妈妈感到的宽慰确实是难以表述的。妈妈欣喜地对邻居们说，“五个孩子如今都大学毕了业，我要包饺子给毛主席上供，表示感谢”。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妈妈的这句感谢话竟在不久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恶毒咒诅毛”的罪名，惨遭迫害，直至含冤逝去。
　　
三、在战乱动荡中把子女抚育成人
         孩子们小的时候，一年难得见到爸爸几次，妈妈便成为我们的启蒙老师。她讲述的民间故事，唱咏的歌曲，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妈妈唱歌不用专门学，只要是她喜欢的，听过几遍就能跟着唱。“母亲的光辉，好比和煦的阳春，永远地、永远地照着我的心。……。可是你怎样报答母亲的深恩”。那时，我外祖父已去世，六十多岁的外婆活在日寇铁蹄之下。妈妈多次唱起这只歌，抒发思念之情，也使我们领悟到人生真谛——世上最伟大的是母爱。
　　一九三七年腊月二十七（阴历）日，妈妈在汉口生下我这个八斤重的大胖小子。此前三个月，爸爸因在忻口战役中左臂负伤，蒙郝梦龄军长特准，回汉口养息，侥幸地脱过了战死疆场的厄劫。我出世不久，爸爸就离家赴长沙陆军大学担任教官。妈妈后来给我回亿说，由于战局所迫，她带着四个孩子，由一位士兵护送，乘船往重庆撤退。那时没有趸船，由小船摆渡到大船旁边，妈妈一个手抱着刚出生四十天的我，一个手吃力地拽着立陡的梯子大船上爬。上去后才发现，包裹我的襁褓下边已经敞开，如果不是妈妈死命地紧抱，我就掉到江里了。
　　到重庆后，我们在重庆住了不到半年，日寇轰炸得厉害，就又搬到邻近的小县城永川。当时正值酷暑，我家住在一个小饭店的楼上，整天热气熏烤，我的头上长了许多大痱子，为了给我扇凉，妈妈直到深夜也不能入睡。一天夜里，听到大门被敲打了很长时间，一家人下坏了，以为来了歹徒。天明开门看，地上有一张蛇皮，原来是大蛇蜕皮的缘故。
　　一九四〇年，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陕西省蒲城，生下了云武弟。我在幼儿园参加县里健康比赛，获得第一名，得了一面标有“健美第一”的奖旗和一袋饼干。妈妈似乎比我更高兴。后来，我家搬到韩城，接着又因战局吃紧，再搬到西安，这时，我已在读小学二年级。
　　一九四四年的一天，恶讯传来，由于爸爸不善迎奉，被上司作以抗战不力的莫须有罪名监押，先说要枪毙，后改判徒刑。家里断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妈妈求朋告友，节衣缩食，一直没有耽误孩子们的学业。那年秋季开学时，妈妈给了我学费去学校报到，可是学校说还必须缴一笔制服费、茶水费才行。我回家后，躲在大门后面哭，妈妈问清原因，又给了钱，才入校就读。
　　记得有一次我后脖颈长出了一个脓疖，怕衣领磨得痛，我一直歪着脖子，结果头正不过来了。妈妈发现后，赶紧送我到医院作矫直手术。如果不是妈妈救治及时，也许我这一辈子都是歪脖子了。事后，妈妈告诉我，手术期间她一直在门外听候。也许是麻药量不足，我在手术台上朦胧地叫喊：妈妈，痛啊！她揪心般难受。医生增加了麻药用量，才把手术作完。
小学四年,我换过四个学校。那年暑假，我向妈妈要钱参加高小课程补习，想跳级考初中，结果没有被录取，跳过两年高小的难度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了。这时，我听了一个同学的怂恿，开学后没有到校，而是打算跟他自学，省些钱，早些考入初中。其实，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每天早出晚归，在校外到处游荡了一个多月。后来被家里发现了，才又重新送我入学。我对爸爸、妈妈说，我想读书，再不逃学了。
我还记得，这期间妈妈感到头痛不适的事後，让我给她梳头；有时洗的床单干了，妈妈和我用力地拽着两头拉伸弄平。看着孩子渐渐长高，妈妈把欣慰藏在心里。我从小饭量大，全家吃饭时，往往剩了一点，妈妈总是让我吃下去。吃得多，长个子嘛。这使我养成了不挑食、不浪费的习惯。
        妈妈的鼓励和期望是小孩成长的最大动力。妈妈夸我眼力好，常让我为她纫线。後來我双眼视力一直很好。妈妈夸我数学好，有一次数学老师出了一道难题，认为全班同学谁也解不了。我竟然突发灵感，走到黑板前，硬是把那道难题解了出来。到後來，我各种各样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都是爸爸、妈妈鼓励和期望的结果。
        在我读初中期间，爸爸赋闲在家，没有收入。由于某种原因，我一直没有申请到助学金，而他和妈妈怕耽误我的前途，无论如何也没有让我回老家种地，而是节衣缩食，供我上学。他们怕我在家里吃得差，就让我在学校搭伙或住读。有一个月要交住校伙食费时，家里实在没有钱了，爸爸领着我，到旧货摊上把一个公文皮包卖了五、六块钱才算解决。我穿衣服很节省，乐意穿旧衣服，但是穿鞋的困难很大。这时我已长成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又喜欢打兰球，妈妈忍着手指不适做出来的鞋，用不了几天就被我穿得漏出了脚指和脚跟。只要天不冷，我就光脚打兰球，踢足球。当我能把买的一百斤煤挑到家里时，妈妈觉得云江长大了。按照老家的习惯，男孩子长到这么大就该订亲娶媳妇了。将来如何求学、谋职、成家的事，妈妈实在担心。一次，她对我说，云江，你读书要努…呀，她哽咽得“书”字说不出来了，彼此哑然无语。　　
        那年夏天，妈妈看我没有背心和短衫，打球总是光着膀子，给我买了一件浅黄色短袖汗衫，大约两块多钱，这几乎是我十天的伙食费。我火急地给她讲，以后可不要给我买衣服了，我情愿穿家里的各种旧衣服。那时的我，心里想的只是如何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一个严寒冬天，妈妈对我说，实在太馋了，她买了一块豆腐和云武两人吃。妈妈的这话我永远也忘不了。
　　终于，我初中毕业了。听说上中专吃饭和住校都是公费，便决意报考太原钢铁工业学校。我清晰记得，爸爸、妈妈当时很想让我上高中、大学而又力不从心的矛盾心态。在钢校期间，每个星期天我吃过午饭后回家，再赶回学校吃晚饭。一次，妈妈要到一些电石渣准备刷墙。那时爸爸因国民党军官的历史关在监狱里，刷墙当然要由我来。正巧我肚子痛好几天了，强忍疼痛，一气刷完，又匆匆赶回学校去吃晚饭。不但没有向妈妈诉说肚痛的事，还耽心妈妈会不会察觉我动作无力，怪我偷懒。
　　一九五五年夏，我即将从太原钢校毕业时，也许是因为成绩好，校方要保送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上北京俄语学院。家里知道后，表示尽力支持。我却怕增加家里的经济负担，实在不想去。体检测视力时，我能看到的装着看不清；考试时还故意少作几道题。哪想，还是被录取了。经过几天的犹豫，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平生头一次直接去找校长，请求他取消对我的保送。结果，他批评我不服从组织安排，是个人主义。十多年后，一次文革造反派帮我“冲击灵魂”时，大概是说走了嘴，我才知道这个“个人主义”的评语写入我的“人事档案”，成为我除了“反革命家庭”之外，又一个背了多年的不大不小的“包袱”。
　　我离家去北京读大学前，妈妈执意给我订做了一套棉衣，还挑出家里的了一些木棉给我填枕头，说是能使头脑睡得清楚些。临别前还叮咛我，冷天想办法铺得厚一些，不然腰会难受。最难忘的是妈妈给我专门买了一个补袜子用的木袜板。以往，袜子都是妈妈给我补。离家后要自己补袜子了。就这样，还差三个月才满十八岁的我，从此离开了爸爸、妈妈，开始了我的独立的生活。妈妈，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后来我不但学会自己补袜子，而且成家以后，各种家务活都陆续做了起来。　　
　　在太原钢校毕业之前，由于参加全国范围的肃清反革命的审查，一直耽误了三个多月。当我去北京俄语学院报到时已是十月份了。学院的教务长说，俄语学习进度很快，如果怕跟不上，可以找冶金部重新分配工作。听到这个以外的好消息，我毫不犹豫地到冶金部干部司联系，分配到鞍钢，当时中国的钢都。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走入社会后，同爸爸、妈妈几次见面的宝贵机会。
　　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夏天，妈妈从天津我云舒姐姐那里，乘火车专门到鞍山来看我。四年没有见，妈妈太想念我了。那时我已经当上了技术员，在读夜大学，还谈定了女朋友孙仲华。孙和我同在一个工厂，而且也是技术员。晚上，她就住在孙的宿舍里。临走，孙托人买了卧铺票，和我一同把妈妈送上火车。
　　第二次是在一九六一年春节期间，我带着已成为我妻子的孙仲华回太原，真使爸爸、妈妈高兴不已----云江这几年独自建立了家庭，妻子很懂道理，对他们二位很孝敬。孙的家世也令他们同情----她家在土地改革时划为富农，全家被逐出家门讨饭十多天。她的妈妈是满族人，大户人家，知书达理，遭到这样的变故，不久就含冤病故，只活到四十几岁。留给孩子们的的话是：穷死不乱性，饿死不做贼；他的爸爸孙风桐是一位中学教员，一生与世无争，後來终身未再娶，独自把四个女儿带大。他有幸熬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一九九一年去世，享年78岁，也算是难得的善终。这两位和我父母一样，都是值得尊敬的长者。回想起来，妻和我风风雨雨几十年，拉扯三个儿子，都读了大学，成家立业，她功不可没，是妈妈、爸爸的好儿媳。我们的三个孩子都有点与世无争的习性，也许是多少受他们外祖父的影响。
　　一九六四年，孙仲华要去北京参加一项科研工作，把我们的孩子越安送到太原，请爸爸、妈妈照看。次年五月，我做梦想念孩子，于是趁出差的机会，去太原把孩子接回鞍山，从而再一次见到了二位老人家。他俩这时刚过六十岁，但都显得老了。我告诉爸爸，妈妈，这一年我就要从夜大学毕业，而且晋升工程师的材料已经报给冶金部了，年内就可批下来。爸爸、妈妈为我们这一代都已成家立业而欣慰，期望能安度晚年。
　　临行前，妈妈送给越安一小块红瑪瑙，说是缝在帽子上可以避邪。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害怕遭到“讲究封、资、修”的批判，悄悄给扔掉了。
　　谁料想，这次见面竟成为永别。
四、一句感恩话，成了反革命----凄惨的晚年
　　一九六六年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担任过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爸爸首当其冲，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遭到批斗。紧接着，妈妈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唯一的罪名是她在街道举办的学习会上说过：“五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过年时候我要包饺子给毛主席上供，感谢他老人家”。红卫兵们说这话是恶毒攻击，是想让毛主席死。
　　包饺子上供，是老百姓常常说的一句充满敬意的祈祷话。我的故乡紧靠滹沱河边，一遇暴雨，河水决堤，淹毁农田和房屋：而如果久旱不雨，庄稼也难以长成。在过去靠天吃饭的时代，天旱时说“老天爷，快下雨，包碗饺子供给你”；雨天时说“老天爷，别下雨，包碗饺子供给你”。记得我小的时侯，妈妈在祈祝下雨或停雨时，就让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深知，妈妈在提到孩子们都大学毕业时说这番话，是要表达由衷的感激心情。但是，在那个失去了人性的时代，虔诚的表述竟然引来杀身之祸！！八月，红卫兵跟着毛主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我的爸爸、妈妈遣送回原籍。此时我的云蒸哥哥也在工作单位被隔离、批斗。“造反派”押着他到太原火车站，看到爸爸从街道上跪爬一直跪爬着登上火车；妈妈朝着哥哥喊了几声：云蒸！云蒸！来不及再多说话，就被人推搡着上了火车。此时的妈妈，被剪成光头。天哪，红卫兵造反竟然造到了我妈妈的头上！！
　　爸爸、妈妈从太原回到藁城，已然整整饿了一天没有饭吃。第二天，一位出身是贫农的表嫂不怕遭受连累，送去口粮、菜蔬。这时，我妈妈闭着眼，背朝窗户坐在炕上，村里几个不名真相的儿童从窗外向我妈妈扔石子，呼喊着打倒反革命。表嫂止住了他们。看到亲戚送来吃的东西，妈妈感慨地说：还是家里的人好哇。
　　受此折磨，妈妈病了，腹部疼痛，爸爸陪她到县医院检查说是患了肠癌。大概怕我伤心、着急，始终没有写信告诉我。后来，陪他俩那次去医院的表哥感慨地给我说，妈妈要去县医院检查病情，托我舅舅向生产队（村）借一辆驴车，队长说反革命没有资格坐。只好由这位表哥和我爸爸一起，陪同妈妈步行去看病。早晨，爸爸、妈妈把挨批斗时戴的两顶纸糊的大尖帽仔细地放在桌子上，然后动身。这段路大约有二十多公里，途中不巧下了雨，他们走走、歇歇，尽管带着一把雨伞，也只能等雨小了在继续走。到了医院，大夫初步检查了一下后，询问我妈妈的阶级成分，爸爸替她回答说是受管制的家属。大夫不再给看了，也不给拿药，只是说，你的病看也是白费，没有法治了。三人走回家里，已经是黑天了。后来，爸爸、舅舅设法从镇上买些药给妈妈吃。妈妈就是这样，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抗争。
　　次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清理阶级队伍，爸爸当时是全藁城县地位最高的历史反革命，首当其冲地挨批斗，妈妈作为反属，少不了被拉去陪斗、殴打。丧失了人类一切良知的造反派把我家的所有房舍全部拆光，说是要搜索爸爸给境外联络的电台。尽管根本就没有什么电台，爸爸还是被判十年徒刑，关押在石家庄第二监狱。临别他对妈妈说，会活着回来的。
　　此时家里房屋被没收了，拆光了，妈妈则被安排在附近一家村民的一间简陋的破屋去住。一个孤零零的老太婆靠谁来养活呢？听其他人说，妈妈冒着酷暑，光着膀子在破屋里纺棉线。后来镇公社通知我舅舅，由娘家人养活她。我可敬佩的两位舅舅，在那种红色恐怖环境下，慨然承担起我妈妈包括口粮，菜蔬，以及生活上的一切照料。另外，由我的几位表哥每个月去监狱送衣物，替妈妈看望我爸爸，整整四年，直到爸爸去世。妈妈的这些悲惨遭遇和绝症，她和舅舅对我只字未提过，怕我受连累，受刺激。我那时正被下放在车间劳动，知道妈妈一个人活得一定十分艰难，曾写信给她，打算请她到鞍山来居住，客观环境可能稍宽松些。妈妈通过我舅舅回信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哪里也不能去了”。此后，我同她老人家就失去联系了。这期间，我的云华姐姐下放劳动在望亭，离老家近些；云武弟在北京病休。他俩曾分别回去看望过妈妈。当时村里民兵站岗巡逻，戒备森严，不许任何外人和妈妈接触。所以，只得先在河西营舅舅家家住下，等到晚上摸黑去看望，还要请一位亲戚在前面探路，确实没有人发现，才敢进屋，而且不敢逗留过久，连夜就离开妈妈。
　　我可怜、可敬的妈妈呀！你生计无着，身患绝症，爸爸在监狱里，子女都无法到你身边照料。就这样，你在小破屋里熬了两年。一九七〇年初冬，妈妈病得卧床不起，舅舅及其子女日夜守护、陪伴。妈妈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同死神抗争了一个多月，直到弥留之际，还坚持了一天多，才最后停止了呼吸。临终前，她喊着我姐姐云华的名字。其实，哪个亲人她不想呢？她是怕活着的人受连累呀！此后两年，舅舅写信告诉我，爸爸不幸病死在石家庄监狱里。当时我实在无法请假奔丧，只能回信请舅舅劝我妈妈节哀，保重身体。舅舅接着回信，才告诉我，妈妈两年前就去世了。
　　又过了许多年我才得知，爸爸入狱后，我的几个表哥轮流每月一趟去探望。爸爸每次都急切地问讯妈妈的病情，表哥们总是说好听的话掩饰。妈妈去世的事瞒了将近二年，表哥们充满矛盾的表情最后还是被爸爸猜到了，才不得不向他实言。爸爸听到这个噩耗，没有多久就病故了。两位无辜者，就这样凄惨地了结了多灾多难、难相依为命的一生。
　　妈妈、爸爸最后的丧事，全都是由舅舅家料理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二位都背着“富裕中农”的包袱，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遭批斗、被关押释放后不久，在其他乡亲都避而远之的环境下，给了我妈妈、爸爸以生生、死死的最大限度的照料。我由衷地感谢和尊敬我的两位舅舅及其子女。
　　妈妈去世三十多年了，我对她的思念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深厚。父母亲历尽艰辛，在战乱动荡中把我抚养成人。我对父母却生未能养老，死未能送终。愧恨之余，我甚至企盼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那么我死后一定回到父母那里，伺奉照料，以报养育深恩。
      看现在，子孙们全全欢欢，平平安安，都能自食其力，成家立业。所有这些，全都要托您二老的福！安息吧，妈妈！爸爸！
　　                  
　                                                                            次子戴云江写于二〇〇二年六月
　　                                                                                            二〇〇八年四月改稿
                                                                                                    二〇〇九年八月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