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明

      

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青纱帐凋敝前，上级命令，凡在冀中坚持的团队，都必须转移到平汉路西（今京广路）的山区根据地休整待命。

    为了给本团（22团）作顺利越过铁路封锁线的准备，梁达三政委命我带一名侦察员到定县明月店一带的敌占区，通过地下组织了解敌情，选择有利的过路口和隐蔽的宿营地。

    领受任务的当天，我便和侦察员陈凤堂到了目的地。经过两天的工作，各项任务都顺利地完成了。但在返回根据地的路上，由于一时的麻痹大意，险些遭到一次致命的损失——不是被敌俘杀，就是在搏斗中战死。

    经过是这样：

    正是八月的中旬，高杆农作物已形成了绿色的海洋。我俩途中虽然要绕过敌人许多碉堡和沟壕封锁线，但在青纱帐的遮掩下，又都身着便衣，这已不是什么难事了。

    那日早饭后，告别了地下组织的负责同志，便向着我团的联络站——定南县的大定村前进。

    在三伏天的太阳下行走已经是够热了，而在密不透风的青纱帐里穿插，除热之外，还有个闷，简直像进了蒸笼！汗流浃背，由于出汗过多，喉咙干渴的像火烧似的。

    忽然从右面的玉米地里传出嘎吱嘎吱吊杆打水的浇园声。水的声音对于我俩来说，是多么具有吸引力啊！于是，便寻声来到井边，可不是嘛，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正赤着膊一上一下地提水浇园。我俩向小伙打过招呼，便蹲到井边掬水喝。好甘甜清凉的水啊！便一气喝了个饱，待喘过气来，向小伙随便问到：

    “同志，前面是什么村子？”

    意外的是，小伙子用疑虑的目光打量着我俩，冷漠、低沉地答道：

    “大——五——女”！

    “啊，到了大五女！”我自言自语地说。因为“大五女”是敌人的一个老据点。营盘扎在村东头，营地还筑了四五丈高的大碉堡。这我们都知道。

    我又问：

    “敌人今天出动了没有？”

    这一问不打紧，小伙子竟惊恐地直愣着两只眼睛瞪着我俩，半晌也不开口。小陈等急，又重复了一句，小伙子这才慢慢腾腾地从牙缝里蹦出四个字来：

    “我——没——看——到”！

    这话可以理解为敌人没有出动，也可以理解为敌人虽然出动，可我并没看到。显然，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加上他先是疑虑，继而惊恐的样子，我们应该从中察觉出点什么味道来；但是，由于当时思想麻痹，未去细想，所以什么也没发现。

    既然没有发现新情况，当然还按原计划——从大五女村西边穿过公路，直奔大定村。遂沿着田埂儿，向南走去。

    哪里知道，一走出玉米地，景物大变——青纱帐消失了，摆在眼前的是一片长着低矮作物的开阔地（这是鬼子为扫清射界严禁在据点周围种高杆作物的景物），这时，要直插过去，少说也有二里地，向东看，就是敌据点“大五女”。村边距我们俩的脚下也不足二百米。就连碉堡上的“膏药旗”也看得一清二楚。我俩边走边看，待目光扫到西边时，哎哟！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有一长溜穿着黄军装带着钢盔的敌人：前面打着太阳旗的是尖兵，接着是骑兵，再是干队。距我俩也就是三百多米远，正沿着我俩拟穿过的公路，朝他们的老巢——大五女村行进。小陈一面保持着行进姿态，一面压低嗓门急促地问道：

    “总支书，西边有敌人！看见了吗？怎么办？”

    我立即斩钉截铁地说：“看见了，进据点！”

    为什么这样办呢？我当时只是这么想的：继续南行横穿公路吧？虽然不至于和敌人碰面交汇，但会在路南侧不足百米的地方给敌人一个背影。如果敌人发现起疑，吆喝站住，这就要硬干，对我们十分不利；如果扭身再返回玉米地吧，敌人也会生疑——这两个人见到 “皇军”，为啥又突然折返？如纵马追来，后果也很是不利。比较起来，还是大大方方上公路，堂堂正正进据点，以迷惑敌人，才有可能化险为夷。至于据点里面嘛，碉堡在村东头，街巷房舍都可以利用，人民群众更是我们的铜墙铁壁。

    于是，我俩仍旧照常向南走，约五十来米，缓缓地上了公路，然后折转向东。这样就形成了如下态势：我俩在前，敌队在后，间隔约一百五十多米，都向着大五女据点行进。当时我一边走着，一边叮咛着自己：“要沉着”，“脚步要保持正常”，可实际上，不仅两腿交替得快，而且步度也迈得大，总算万幸，距寨门口将近百米，虽然被敌人紧盯着身背而行进，终于平平稳稳地闯过了！我所耽心的事——敌人吆喝“站住”的事，并没有发生！ 是的，被喊住这一险关是过去了，但，整个险情并未摆脱。情况刻不容缓，要继续为最后摆脱险境而努力！

一进寨子，小陈便一头扎进道南居民的大门里，正好，院里有盆泡着待洗的衣服，他蹲下就搓了起来。我想，不能两人都围着一个盆搓衣服，就又出了大门再朝东走。约二十多米，忽然在街南发现了一条窄胡同。啊！是条窄胡同呀；此时，此地对我来说，该是多么求之不得的去处呀！我一扭身就闪了进去。入了胡同可就不一样了，敌人直盯身背的顾虑就消除了，我几乎像竞走比赛那样一直向南驰去。 走了约五十米远，一个更理想的去处出现了——道东有户人家的大门敞着，我大踏步迈进院子，北房檐更立着梯子，便飞身登上了房顶，这时我掏出手枪，监视着敌方。

    大街上隐隐约约传来了马蹄声、脚步声。

    这是从东屋里走出了一位大嫂，她惊奇地望着我，想说什么，但又没开口。我在房上，便低声地向她说明：

    “大嫂，我是八路，差点和鬼子走个碰面……现在鬼子正从街上过。”

    大嫂会意地点点头，可仍站在那里未动。

    过了约两三分钟，大街上完全沉静了，我就赶忙向大嫂打听寨墙有多高？怎么走离墙近？……每句问话，都得到她圆满地回答：

    事不宜迟！

    我下了房，向大嫂道了谢，便按照所询问的路线，顺利地从豁口出了寨墙，安全通过了开阔地，又重新沿着大车道走进了多么向往的绿色海洋——青纱帐！至此，我总算摆脱了危境，但小陈现在怎么样呢？我一边朝南走，一边向北探望。

    又走了不到十分钟，眼看着小陈气喘吁吁地赶上来了。他人还没有到，而“哈……哈……哈”的大笑声和“好玄哪”的惊叹声，却早已传到了。我迎住他忙问：

    “怎么样？敌人有多少，你都看清楚了吧？”

    小陈是那样的兴奋！沿着这一话题，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敌人是怎样从大门口通过的，并没有怀疑他，什么日军有多少，伪军有多少，马儿有几匹，过了多长时间。说得又具体，又流利，因为他是个老侦察员呀！

    这一话题尚未落点，我又问到：

    “小陈，你现在知道了浇园的那小伙子，为啥见了咱俩咋那么惊恐吗？”

    小陈张口答到：

    “知道，他准是把咱俩当成假装八路的汉奸特务啦！”

    我俩的判断是一致的。这个小伙子很可能吃过“假八路”、特务的亏，……以至于表现出对我俩如此的疑惧和惊恐

    边走边说，不觉来到了联络站，也很快回到了团机关。见了梁政委。除汇报了有关过路的各项准备情况外，着重地叙述了在大五女村的遇险经过。梁政委一边听一边微笑，听完后除肯定了当时的处置是恰当的外，更说了一句：“记住啊，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啊!”

    这桩事虽然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了，虽然当时的抉择是恰当的。是利用“出敌不意”的法子化险为夷的。但是，这比“西城弄险”还危险，事过之后，仍不免心有余悸。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里的主要教训就是：在任何有利的情况下，都不能麻痹大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