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济在北京家中留影
梁济在北京家中留影。林毓生在《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文中评论说：“从对梁济在家中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
梁漱溟曾回忆父亲梁济与梁启超的关系：“先父多年佩服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梁济在日记中记下此事，但并无怨念，而是说：“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梁济死后，梁漱溟编辑的《梁济遗书》出版，梁启超读到此节，“深自咎责”。但梁济似乎从未意识到，他深恶痛绝的民国道德沦丧背后，与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盲目照搬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莫大的关系。这种鼓吹弱肉强食的学说，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晚年梁漱溟。父亲的自杀，留给梁漱溟一个永恒的命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在晚年有过一种回答：“在我的看法、我的认识，就是这个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洋，不同于印度，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它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它信赖人，儒家的特色它是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人性善”这个话在孔子倒没有说，可是孟子点明了，这个儒家的一个特色，它是很信赖人。人嘛当然也可能错误，可能也有走入一种下流，可是，你怎么样子能够矫正它，让它不趋于下流、不去为恶呢？你靠什么呢？除了靠人，没有别的可靠。”在一个盛行制度决定论的时代，梁漱溟固执地选择了“相信人”。
民国学者、《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当梁启超误把中国古代一味主张私利的“杨朱之学”等同于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而大加推崇时，杜亚泉却看出了近代“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利己主义”有本质的不同——“个人主义”有权利观念，也有义务意识，而“利己主义”则只谋求追逐个人最大化的利益与享乐。但可悲的是，晚清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利己主义”的泛滥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其结果则是梁济严重的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则是梁启超口中大呼的“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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