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以壮(1925～1973年)陕西省靖边县人。原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理事。主要作品：三个剧作(《人间天上》、《西吉滩》、《康熙访宁夏》)，一个电影剧本(《六盘山》)。

　　他祖籍山西平遥，8岁时，父亲送他到山西平遥上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入侵山西，他又回到陕西靖边，进了边区政府办的小学，读上了《列宁识字课本》。他组织同学扭秧歌、打腰鼓、演唱《兄妹开荒》，自编自演《反巫神》，这些是他早期所从事的文艺活动。

　　16岁小学毕业，他没有听从父亲要他去做小生意的主张，而是投身革命，参加了工作，到陕北公学当教员。在学校他结识了另一个教员——李季。这对他后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以宣传、教育青年为己任，在共同的工作中结下了很深的情谊。每天课余，傍晚时分，他俩拉起了二胡，悠扬的琴声引来一群群的学生。他们就给同学们教唱抗日歌曲，讲革命故事。在他们的引导下，许多学生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时，他开始给《三边报》投稿，继而于1945年，他被调到三边报社工作。从此，他与文字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担任编辑、总编等职。194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宁夏解放，他随三边分区政府进驻宁夏，参加筹建宁夏日报社工作，先当记者、编辑，后任总编室副主任、主任。这是创业的年代，最忙的时候，下乡、采访、开会、加班，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多少个夜晚，他都是趴在办公桌上渡过的。从50年代的照片可以看出瘦削身材穿着大制服的他，一双明亮的眼睛却总是眯缝着，脸上总带着倦容。这是因为，他没有多少时间休息啊!妻子要临产了，他却还在办公室工作，是他不满5岁的女儿跑到办公室，夺下他手中的笔，拉他回的家。

　　1954年，宁夏并入甘肃省，设银川地区，他调银川地委任秘书长。在工作之余，他又拿起了笔。将他在报社工作时下乡采访的感受，将群众对新的生活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将美丽如画的银川平原风光，和朱红兵同志合作，写出了《银川曲》，写了50年代农村火热的生活，写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原计划写成一部电影，后因工作太忙，只好搁下了。1954年，李季同志去玉门，途径银川，看到了这部未完稿的《银川曲》后，认为有生活，有地方特色，可以修改出版，三人约定由当时已闻名遐迩的诗人——李季同志负责修改。李季同志在原稿的基础上，重新加工，改编成了一部说唱形式的长诗，发表在《延河》杂志(1956年12月)上。1958年8月由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们三人一次成功的合作。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他调任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仍很关心宁夏文艺事业的发展，他对地方戏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西北地区流行的秦腔，男女老少，人人都爱看，已经成了群众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上演的大都是传统剧目，一些古装戏距离现实生活太远，他立志要创作出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的戏剧来。他和李维涤、郑于骥等同志合作，创作出了歌剧《人间天上》，和赵千里同志合作创作了大型秦腔现代剧《西吉滩》，第一次在戏剧舞台上塑造了宁夏回汉劳动人民的形象，描写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斗争、生活和理想。这在运用地方戏剧表现现代题材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有益的经验。《人间天上》、《西吉滩》的上演，轰动了宁夏文艺界。这两部剧作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大跃进时代的烙印，但地方色彩鲜明，生活气息浓，很受群众欢迎，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创作这两部剧作的过程中，他洒下了辛劳的汗水，费了不少心血。他曾几次在川区和固原、西吉山区深入生活，调查访问，搜集素材。星期天和节假日，他大都是在剧团渡过的，他和同志们一起讨论、修改剧本，几易其稿，终于获得成功。

　　196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后，他到自治区文联担任副主任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抽空写作。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有：《访豫旺》、《罗山不老松》、《咏贺兰山》等(发表在《宁夏日报》、《宁夏文艺》上)。这些作品，热情讴歌宁夏回汉劳动人民，形象生动，情节感人，宁夏山川象一幅幅绚丽的风景画，呈现在他的笔下。

　　1960年10月，他离职到北京中央党校进行为期4年的理论学习。学习期间，他仍然没有搁下文学创作之笔。他认为，创作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无异于他的生命。他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仍在进行紧张的创作活动。搞创作，首先要有一个完整的好的构思，即先打好“腹稿”。剧作《康熙访宁夏》(又名《玉凤簪》)在上党校之前，构思还没有形成，进党校后他利用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动手写出了《康熙访宁夏》的初稿。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康熙在率兵平叛，驻兵朔方时，微服私访，平反冤案的大胆构思，使剧作的主题深化，主要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有一天，他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颐和园旁边的理发馆理发。走路时，他推敲着康熙出场时的那段唱词，既要合乎戏曲唱词的句式、节奏，又要合辙押韵，更要描绘出宁夏的风光特色，想着想着，这样一段唱词就出来了：

　　微服私访行塞上，

　　观不尽朔方好风光，

　　只见那山花万朵争开放，

　　川柳千条懒梳妆，

　　贺兰山下牧歌唱，

　　七十二连湖渔舟忙，

　　在朝中只知江南好，

　　却不晓塞上鱼米乡。

　　这段唱词既有诗情又有画意，既写出了宁夏的特有景色，又符合康熙这位皇上的心情，可以说脍炙人口，耐人寻味。

　　好的唱词想出来了，他的心也飞到了塞上江南的宁夏川，脚下任意行去……猛一抬头原来已走到一条深沟的边缘，这才想起理发的事。于是，他又返身直奔理发馆。

　　党校放假，他的第一稿已写出。他将之带回宁夏，同剧团的同志进行座谈，征求意见，又进行了修改。之后，由自治区越剧团成功地搬上了舞台。宁夏越剧团带着这个剧目在南方诸省市巡回演出，受到了欢迎，得到了好评。

　　《康熙访宁夏》的剧本完成之后，他又开始了另一个电影剧本《六盘山》的写作。北京万寿山下，中央党校绿树环抱中的宿舍楼里，他的窗口的灯总是熄得最晚。他又在这里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1964年秋季到来之前，《六盘山》电影剧本已完稿，10月发表在《电影文学》期刊上。

　　1965年下半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仍回宁夏工作。同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他的几部作品被批为“大毒草”，他先被“群专”，后又在于校蹲“牛棚”。对于那些批判，他的回答是：“过十年再看，人民自有公断!”就为了这句话，又延长了他蹲“牛棚”的时间。

　　1969年至1970年，他是在泾源山区农村渡过的。他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像当年在三边乡村的采访生活，也像他搞创作体验生活的西吉、固原、吴忠。人民群众使他坚定了信心，增添了力量。他在“泾水诗稿”的一组诗中写道：“解释胸中无限虑，满怀豪情志坦荡。”这正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他渴望有一天，能再为党和人民写出好的作品来。他开始搜集民间谚语，为以后进行创作做准备，他的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1970、1971年在阿拉善草原下乡的这段时间，在他的笔记本上又增加了一些蒙古族谚语。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草原上，那些难眠之夜，漠海中的驼铃，憾动着他的心。他挑灯握笔，写下了“风雪迷漫能识路，昂首阔步向新春”的诗句(见《深夜闻驼铃有感》)。

　　1972年，他由阿拉善草原归来后，报纸上对他的作品继续进行批判，上纲上线，调子又升高了。许多关心他的同志劝他改行，搞别的工作。他决意不肯，为党的文艺事业献身的决心他早就下定了，任何风浪都不会使他的信念动摇。就在刚恢复他的工作不久，他主动提出到引黄灌区农村体验生活。他和几个同志背着行装，沿着黄河两岸，徒步往返几百公里，走村串队，搞调查，搜集创作素材。返回银川后，他们集体创作出了《黄河战歌》话剧剧本。这个剧本，由于没能脱出当时的“窠臼”，写了“阶级斗争”，由话剧团上演后，没有多少人爱看。他觉察到这一点，重新进行思考，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1973年3月，他在灵武农村下乡。这时，他已感到肝部不舒服。4月20日回到银川，重感冒还未愈，4月22日，他又带着药赶到吴忠参加银南地区文艺调演。他到吴忠三天，第一天为大会准备发言到夜里两点。第二天又开会直到深夜。第三天观看了同心、灵武代表队的演出，高兴地与代表们促膝交谈。夜深了，人们劝他早点休息，他却毫无倦意，仍在侃侃而谈。送走代表后已是凌晨一点多了，谁知他肝病骤发，躺下后就再没能起来。

　　他虽然永远地离去了，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这不仅是因为他留下了一些作品，更主要的是他忘我地为党的文艺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他热心培养、扶植青年作者的许多事迹也使人难以忘怀：一些工厂、农村的青年业余作者，就是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他一有空闲就到剧团去，到同志们的家里去，谈创作，谈戏剧，谈学习，谈生活。他的家里也整天来访者不断，来的大都是搞文艺创作的专业或业余青年作者，还有剧团的演员。许多文艺界的同志都把他当作知心好友、同志和师长，工作、学习、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都愿意对他讲。

　　他还同青年作者一起进行戏剧创作，手把手地带出了一些人，创作出的作品也列上了这些青年的名字，有的还以集体署名。“文革”大批判中，他却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他就像一棵大树，遇到风雨独自遮挡，而把荫凉留给了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