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昌为振兴路开工剪彩

　　一说起当年创业，老开发们首先会说到他们的"大老板范勇昌"。

　　来到马桥子之后，开建公司的干部都叫范勇昌为"范老板"。范勇昌到工地检查工作，大家都打招呼说："范老板来了"。一发现问题，他会瞪起充满血丝的眼睛，人们又说："范老板太厉害。"

　　"老板"在当时是一个新名词，社交场所人们互称老板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尚。既然大家都从市委市政府机关干部变成了"开建公司人"，自然想到了"老板"这个词，于是"大老板"就成了老开发们对范勇昌表示亲切、尊敬--还带有一点幽默的称呼。当时的范勇昌却没有一点老板的模样，平时喜欢穿一身中山装，会见外宾时才穿一套灰色的西服上衣，扎上领带;下工地就穿一双大雨靴，因为工地到处是泥泞、尘土。

　　开发区建设初期，开建公司16个部门分散在5个村屯里，星星点点，散落各处，相互间隔数里之遥，交通工具却又少得可怜。由于车少，下工地、到现场，大家都是迈开双脚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常常要趟过黄泥浆，穿过苞米地。

　　那时马桥子村还没有电话，大孤山乡政府办公室原来有两部磁石电话(摇把子电话)，一如老电影里的道具。最早面向全国搞工程招标的时候，开建公司在大连日报上打出的广告上仅写着"大连金县大孤山乡马桥子，电报挂号：金县0110"，根本没有电话号码。

　　因此开建公司总部和各部门之间常常联系不上，部署工作或者要召开会议，范勇昌只好派通讯员小姜和毛智到处去送信。小姜名叫姜清涛，那一年刚刚20岁，是开建公司里最年轻的小伙，他的父亲姜洪有是开建公司总务部副部长，原金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父子俩一同参加了开发区的建设。小姜骑着自行车沟沟坎坎、上山下坡的送信常常跑得一头汗，人们就戏称他送的是"鸡毛信"，因为都是急事。

　　1984年的冬天漫长而寒冷，开建公司工作人员都是在马桥子农舍里度过的。所谓办公室，大都是很拥挤、很狭小的农家院落，房前屋后都是玉米地，屋里潮湿，墙皮斑驳，就糊上一层报纸，地上存着水，墙壁透着风。睡觉有的是土炕，有的是铁床---从大孤山拆船厂的废船上拆下来的旧铁床。虽然公司给每人发了一套棉被，棉被里边的棉花却已经很硬了，被子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拆洗。不过没有人计较这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到马桥子是来创业的，不是来享受的，这是开发者的朴素理念。

　　早晨起床就算开始办公了，晚上直到躺到床上了才算下班。冬日天寒，就在屋子里升起小火炉，于是屋子里烟熏火燎。头半夜还很热，到了清晨小火炉熄了，大家在被里又蜷成一团，起来被头一层白霜，有的人睡觉时就临时捂上棉帽子。

　　开建公司在马桥子一带10平方公里范围内开山修路、挖沟铺管、盖房筑屋，干得热火朝天。作为总经理的范勇昌白天跑工地、看现场，或登上山坡丘陵，或跳下几米深的管沟、甚至钻进水泥管里去检查工程。晚上又要组织大家开会，安排工作，共同商量怎样在这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会议结束之后，范勇昌还常常连夜到长春路、沈阳路、哈尔滨路这些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工地去检查。开发建设初期，天天坚持在马桥子村摸爬滚打、一身泥土搞建设的大连市级干部，范勇昌是第一人。

　　如果说，崔荣汉是改革开放、建设开发区的决策者，那么范勇昌就是执行者。

　　开建公司当时只有两台车，一台是范勇昌从市建委带来的浅红色的上海牌轿车，另一台是美式吉普---不久就在开发区跑散架了。但是范勇昌回市里开会，常常是车过家门而不入，会议结束驱车直接回到马桥子。为什么?肩上的担子重啊!当时规定干部半个月才可以回家一次，范勇昌说："那时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大连市里主要街区都是日本人、俄国人建的，如今我们有机会自己建一个新城区，就一定要超过他们。"

　　1985年夏天，大连百年一遇、历史罕见的9号台风突然袭来。台风肆虐之时，山洪也随之从大黑山滚滚而下。当人们都在屋里躲避狂风暴雨之时，55岁的范勇昌领着61岁的总工程师张士英，身披雨衣站在大黑山下刚刚修好的防洪沟护坡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仔细查看防洪沟是否能经受得住洪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