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现代教育家而论，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在许多领域没有开风气之先，却有继承、发扬光大之功，他所强调的办教育的原则和理想也符合时代和教育的一般规律，可以说他的教育思想自成体系，许多思想适合于时代，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观念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其一，教育兴国思想。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使命，而对于这种使命的态度和担负的责任是评价具体人物的基本标准。中国近现代是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因此救国是中国人民最迫切最艰巨的使命，知识分子在这种神圣使命中充当什么角色，担当什么责任是每个知识分子所必须认真考虑的。具体到怎样救国，依靠什么救国则是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思考和认真探索的。

　　傅斯年是三四十年代教育救国论的中坚分子，他认识到救国首先要改造国民性，提高民众的基本素质和爱国热情，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教育最为有效。他从青年时代决心献身教育事业，一生无悔无怨，实践他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他作为教育家来说，没有注重探讨教育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而一直追求教育的社会效果和目的，时刻注意的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有用的人才。他心目中的有用是指有爱国思想和有科学技术知识两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具有爱国的思想。他在抗战期间曾检讨教育说：“新教育之表现其力量，这里所谓新教育，专自清末以来之新制而言，尤其着重五四以来之开明运动，近几年中之民族主义教育。在今天，回想我们在小学时代——清光绪末年——真正是两个世界了，现在的青年，以考上空军学校，炮兵学校为荣，尤其是在好家庭中之青年，有此志愿，至于一般老百姓，爱国心之发动，更可以看出时代的转变。诚然，受新教育者尚有不少的人去做汉奸，可见在教育上还要努力。但是以百分比例算去，可见目下的局面出在二十年前，或十年前，汉奸要多好些倍。”傅斯年所注意的是新教育对于提高民众素质，抗战救国起了作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他对此深感欣慰。可以说，傅斯年从事教育主要目的是爱国、救国、动员全国人民努力奋斗，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走向独立和富强，他一生为此进行了长期奋斗，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教育独立观念。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由于西方教育理论不断输入，各种教育学说在中国流行，同时由于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的觉醒，对各种教育理论、学说进行研究、融合，形成了许多派别，组合为各式各样的理论体系，又融汇成许多思潮。其中包括教育独立思潮，平民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等，在这些教育思潮中，以教育独立思潮，平民教育思潮影响最大。傅斯年是教育独立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蔡元培、胡适等人为教育独立进行了长期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30年代以后傅斯年成为教育独立思潮的主将，他一生为教育独立而积极努力。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强调，教育不独立是办不好的，反对各级政府干涉教育。他晚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此点表现的更为突出。他极力坚持教育独立，反对政治干预。他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正是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初期，这个时期局势混乱，政治斗争激烈，国民党政权为了稳固一隅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乱捕乱杀，对台湾大学师生也是如此。傅斯年对此不满，亲自出面和国民党政府交涉，不准军警随便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即使有确凿的证据，逮捕人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定为一项制度，形成这样一个传统，至今仍继续保留。傅斯年力争这项权利，是他坚持教育独立，摆脱政府控制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连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自愿结合相互保证，甲保证乙的思想纯正，同样乙也保证甲思想纯正，万一发现有人思想不纯正，除他本人受严厉制裁外，连保者也要受牵累。当局其时也要台大师生办理连保手续，傅斯年出面进行抵制，他一个人进行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其结果在台大没有实行连保制度。

　　傅斯年的这种举措反映了他教育独立的思想，即学校是教育的主要阵地，尤其大学是独立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场所，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机构不能随便干预。正如傅斯年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所评论：“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但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攻讦、阻挠，各种困难也在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地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②傅斯年坚持教育独立，目的就是反对政治势力和专制统治者控制教育，把学生培养成自己的工具。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更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似政府官员那样有严格的等级思想，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思想和态度。据记载，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国军队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希望傅斯年到常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了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报纸登载的照片：当天在贵宾室就坐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则立正站立，傅斯年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翘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日报纸的新闻特写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当时有人引《后汉书》范滂评述郭林宗的语言称赞傅斯年，“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①傅斯年教育独立的观念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道德”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

　　其三，教育机会平等的观念。一般说来，虽然教育本身没有阶级性，并且历代教育家都曾提倡有教无类，教育平等的思想观念。但是实际上教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教育始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平等很难切实实施。傅斯年作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育家，虽然他不可能向教育民众化方面走的太远，但他却是一生都在努力实施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从早年他就一再强调贫富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应是均等的。虽然他自己也认为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他的理想和追求，他一生都在为实现他的理想积极努力。他在任职中山大学、兼职北大、参与教育讨论时不止一次地提出以多设奖学金的方式，帮助出身贫苦的优秀子弟，使其不失去求学的机会。他在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更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台湾大学设置了多种奖学金，奖助金，如工读奖助金、成绩奖、台籍贫寒学生救济金等，除此以外，他还多方设法，争取给贫苦学生学习以方便。更为难得的是，他把这一切作为办学的一项目标努力促其实现，他去世前列席台湾省参议会，回答参议员对台湾大学校务的质询，在谈到扩大招生和保留奖学金制度时，他坚决地说：“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质资好肯用功的，仅只为了没钱而不能升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让他们被摈弃于校门之外。”并强调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其所有之困难，使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然后才能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求他们努力读书，那是不近人情。”他说这话当时是有所指的，心情激动，几秒钟后便猝然去世，这几句话便成了他最后的遗言。傅斯年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思想境界无法突破其时代的局限，他无力实行教育向社会平等开放，而只是提倡多设奖学金，解决贫苦学生的求学问题，这自然只能惠及极小的一部分人，但他在当时已经注意教育不平等问题，并为此而积极努力，说明他对这个问题已有成熟的观念。而这种思想观念应该说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之一。

　　不容否认，傅斯年受阶级和社会的局限，虽然终身没有离开教育界，但无论教育的实践还是教育的理论建树，与同时的著名教育家相比都有所逊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就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来看，傅斯年与蔡元培、胡适、黄炎培、张伯苓等大体是一致的，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在反对封建传统教育，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和确立新内容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性，并且都是教育、科学救国的实践者，都注重教育的目的，想通过教育的功能提高国民素质，促使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但相对来说，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缺少蔡元培、张伯苓等人开一代教育风气的动荡力，尽管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在某些方面更加激进，但整体上不如蔡元培等人教育思想更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

　　其二，就傅斯年的社会属性来说，他是一位具有传统意识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因此，他的教育思想缺少人民性和革命性，虽然主张教育机会均等，但远不像黄炎培、陶行知、杨贤江等教育家那样为民众教育而毕生奋斗，努力使教育向全社会开放，代表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他的教育思想也没有这些平民教育家影响深远。

　　其三，傅斯年虽然一生没有离开教育界，但他教育思想的成熟和系统总结与阐发是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期，这个时期他全部心力都投入教育，并对教育理论进行了认真探讨，正当他对教育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时，不幸猝然去世，从而使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研究成果没有面世，这不仅使后人深感遗憾，也从整体上影响了他教育思想的厚度。

　　总之，一个教育家的历史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思想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傅斯年教育思想虽然具有某些局限性，但从整体上说，他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许多思想观点在当时和后世都有一定影响，正如熟知他的人所评论：“我们不能忽略他在几十年以前所注意的许多教育问题，而这些也就是今日正积极谋求解决的问题。同时他在几十年所持的教育制度的改进意见，今日也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因此，我们不能低估他的教育思想的正确度。”的确，傅斯年坚持的一些教育主张和理想后来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对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有借鉴意义。由此而决定了傅斯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