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颁令，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于1937年11月定重庆为战时首都，1940年再定重庆为陪都。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历史学家。抗战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曾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夜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代校长一年。

　　战争期间，傅斯年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敢怒敢言，人称“傅大炮”。因为弹劾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一事，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留下一段有名的对话——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如此耿介、自信，是傅斯年的一贯风格。这场战争让历史再次染上了这位“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火烧赵家楼的干将的个人色彩。“我替倭奴占了一卦”

　　抗战时期，傅斯年观察时局头脑清醒，有大局观，有历史感，学者傅国涌梳理了傅斯年关于中日关系的言论著述，认为其对时势的洞察把握，尤其为人称道。

　　傅国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发奋著书，出版了《东北史纲》，以证明有史以来东北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他在《独立评论》、《大公报》发表一系列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当年8月，他撰文判断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希望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他认为如果要中日和平，除非满足日本的欲望，即使接受他们的“最小限度”的条件，也等于是奉送中华民国。所以他认为对日只有降和战两条路可以选择，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以人人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我们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

　　这是傅斯年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判断。此后，他多次重申，中国无路可走，只有就地抵抗，只有有组织地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他分析当时的局势说，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陆海军强大的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日美之间的关系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中。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

　　他不仅洞察日本侵华的野心，而且认定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最后还是要抗战到底。此可见他的史家眼光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再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估计战争走势。他认定日本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中国感觉调动困难。

　　傅斯年认为，日本人的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最终失败。“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国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他意料之外，早在抗战18个月后，1939年初他撰文，呼吁只要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就不能维持下去。1944年7月9日，正值豫湘桂大会战期间，日本发起最后一轮猛烈进攻，连下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傅斯年却发表《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判断这是日本万不得已的下策，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大陆上的地位，等待时机向盟军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中国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直言自己军事上的乐观，认为“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

　　同样是史家，老一辈的史学家陈寅恪从清华园西迁至云南蒙自后，做诗说：“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以中国历史上晋、宋、明三次南渡为例，唯恐难以北归。这是陈寅史家的眼光。傅、陈二人对局势判断如此不同，只能说两代史学家观察的角度有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