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大学复员的时候，本来是要让傅斯年当北京大学校长的，他觉得胡适更合适，就推荐胡适。胡适在美国一时回不来，他说那我就当代理校长，等胡先生回来就交给胡先生当。这个人办事很有魄力，很果断，当了代校长以后，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理由是当年抗战爆发后，学校要求能走的教授都走，发给路费，你不走可以，但不能在敌伪办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这就是伪教授。当然他也有过头的地方，不让敌伪时期北大的学生再在北大念书，说是伪学生。要来也可以，先去一个地方集中，反省一段时间再说。这就过头了。毕竟抗战开始后，政府没给沦陷区的学生提供出走的条件，是政府扔下学生不管，不是学生不愿意跟着政府去大后方上学。但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尤其是对待那些没有跟着政府撤退的教授们。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他对那些留在敌伪统治区，媚颜事敌的教授太痛恨了。还有一个理由，他说，他这是要给胡先生当校长铺平道路，难事自己来做。
　　
　　　　这就叫有担当。那个时代，好多人都有这种品格。傅斯年之前，是蒋梦麟当校长，从1930年当到1945年，抗战时期是西南联大的常务委员，相当于校长。1930年蒋梦麟刚当上校长，胡适是文学院院长，他给胡适等几个院长说，辞退旧人的事我来做，聘请新人的事你们做。现在恐怕没有人做这种傻事了。傅斯年就是继承了老校长的这种作风。
　　
　　　　这个人学问好，办事能力也强。他是胡适的学生，胡适就很佩服他的办事能力。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能做最细密的绣花功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本领，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傅斯年也很佩服胡适，可是他对胡适的办事能力是不敢恭维的。1950年在台湾开会纪念北大建校五十二周年时，蒋梦麟也参加了，傅斯年发言时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蔡元培的字）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当时也在场，听了心里肯定很受用，等傅斯年走下讲台，笑着对傅斯年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位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孟真是傅斯年的字。过去朋友之间都是叫字的，亲切。
　　
　　　　傅斯年出身名门，祖上是很荣耀的。那一茬人好多都是出身名门，现在不讲究这个了，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学问上的传承叫家学，品质上的传承叫门风，智商上也是有传承的，叫遗传。他的祖上是清朝入关后第一次开科取士的状元，当过顺治朝的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就是宰相。傅斯年就是在这样一个相府大院里出生的。1896年出生，山东聊城县人，家就在县城。他家大门的金匾上写的是“状元及第”，二门上是“圣朝元老”，二门上的对联是“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传胪就是在朝廷上呼叫考上的人的名字，状元只有一个，不会再叫第二个人的名字。但是，傅斯年能受到很好的教育，靠的却不是祖上的钱财，他父亲那一辈家道就败落了。家道败落了，门风一下子败落不了的。他是靠了他父亲的一个学生的帮助才受到很好的教育的。
　　
　　　　他父亲是个举人，没有做过官，在山东东平县的龙山书院当山长，就是校长，靠学生送的束脩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傅斯年七岁上他父亲就病死了，一家人全靠父亲的学生们凑集些钱，存在银号里生利息过日子，是很苦的。他爷爷也是个读书人，对他管教很严。傅斯年十三岁上，他父亲的一个学生从北京回老家看望老师，才知道老师已经去世多年了。便到老师的坟上去祭奠，说一定要把老师的两个孩子培养成人。这个人是朝廷的刑部主事，年轻时家里很穷，在一家商号当学徒，平日爱读书，商号没事时就看书，手不释卷。一次傅斯年的父亲在街上闲转，看见了很欣赏，后来傅斯年父亲到东平县龙山书院当山长，就带上他去了。三年之后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会试又中了进士。这个人为了感激他的老师，就把傅斯年带出来，先在天津上学，后来傅斯年才考上北京大学。
　　
　　　　傅斯年这个人，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贡献是很重大的。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他创办了《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对造成新文化运动初期生龙活虎的局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他还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五四那天学生去天安门前游行，他是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头。后来他跟国民党走了，我们现在说五四运动时，很少提到他。
　　
　　　　就是五四运动这一年秋天他毕业了，考上山东的官费留学生名额。先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后来又到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回国，两年后当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后来又兼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直到抗战开始，都是这两个职务。抗战开始后，因为他的名望和地位，又当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相当于战时国会议员吧。这期间他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就是把行政院长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又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写了一篇文章，把另一个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这是多大的本事！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还是比较廉洁的，到了抗战后期，就开始腐败了。最有名的案子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美金公债案。当时孔还是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这是怎么回事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抗战，同意借给中国政府五亿美元贷款。孔祥熙决定拿出一亿美元用做发行美元储蓄券的准备金，规定二十元法币可购一美元储蓄券，抗战结束后以此券兑换美元。最初社会上不知道这项公债有美元做准备金，还本还息时期又长，买的人不是很多。到了1943年秋天，售出还不到一半。后来通货膨胀，官价已涨到四十元法币换美金一元，黑市高达一百元换一美元。孔祥熙见有利可图，便下令停止兑换，剩余部分由中央银行购进。又由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拟具签呈，说所剩不多，拟请特准所属职员，照官价购进，说这样做符合政府收购游资的宗旨，还可以调济财政部职员的战时生活。说得头头是道，孔祥熙就批准了。事后有人说，那个国库局局长取得合法手续后，第一批购买350多万美元，折合7000多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一个人。大致就是这么回事。
　　
　　　　傅斯年知道了，决定在参政会上提议案揭发。他觉得在全民族抗战期间，出这样的事太不应该了。真要做起来，他是很认真很细致的。搜集了许多资料，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开会期间，回到房间就藏在枕头底下，出去就带上，寸步不离。他的好朋友王世杰劝他不要提这个提案，他不，说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蒋介石知道了，让陈布雷以老报人的资格跟傅斯年谈谈，说这样做对中国的形象不利，他听从了陈的劝告，表示不提议案，但一定要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
　　
　　　　说到做到，果然1944年9月7日，张群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施政报告后，傅斯年就提出他的质询。主要有这么几条。第一条是国家规定政府官员不准做买卖，孔祥熙以前办有祥记公司，近来又成立了广茂新商号，请政府查一下这些公司有没有囤积居奇一类事，查一下孔祥熙的裕华银行跟国家银行的往来账目。第二条，中央银行可以说是个谜，因为许多情形我们不知道，不过里面山西同乡很多，这个银行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机关，还是一个私人的结合。是国家的组织，何必一定要用山西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希望中央银行国家化，机关化。第三是黄金问题。第四就是黄金储蓄券问题了。
　　
　　　　对傅斯年的质询，财政部的答复，有些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有些坚决否认。蒋介石怕事情闹大，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为孔祥熙说情，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说：“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当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傅斯年说到这里有些激动，在座的人都不免为他担心，怕蒋介石发了火对傅斯年不利。不料这次蒋介石听了不光没有发火，还很感动，说想不到傅斯年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过后不得不另行设法，派财政部长俞鸿钧等人查办，一查肯定有问题。这时俞鸿钧是财政部长。抗战期间，部长常更换，孔祥熙不兼财政部长了，还是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行长。蒋介石没办法，只得免了孔祥熙的行政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
　　
　　　　事情过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他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士人的气节，在中国是用来维持纲常名教的。只有读书人保持气节，才能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出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这是文天祥的话。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他最仰慕文天祥。他给儿子写过一幅字，写的是文天祥的《衣带赞》，就是文天祥临死前在衣带上写的那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前四句不必记，后四句请各位记住，当你有什么事可做、不可做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默默地念上两遍，就知道该做不该做了。读了先圣先贤的书，是做什么用的，就是让你从今天起一直到往后，不会做什么问心有愧的事。这四句话，应当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