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
这就叫有担当。那个时代,好多人都有这种品格。傅斯年之前,是蒋梦麟当校长,从1930年当到1945年,抗战时期是西南联大的常务委员,相当于校长。1930年蒋梦麟刚当上校长,胡适是文学院院长,他给胡适等几个院长说,辞退旧人的事我来做,聘请新人的事你们做。现在恐怕没有人做这种傻事了。傅斯年就是继承了老校长的这种作风。
这个人学问好,办事能力也强。他是胡适的学生,胡适就很佩服他的办事能力。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能做最细密的绣花功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本领,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傅斯年也很佩服胡适,可是他对胡适的办事能力是不敢恭维的。1950年在台湾开会纪念北大建校五十二周年时,蒋梦麟也参加了,傅斯年发言时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蔡元培的字)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当时也在场,听了心里肯定很受用,等傅斯年走下讲台,笑着对傅斯年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位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孟真是傅斯年的字。过去朋友之间都是叫字的,亲切。
傅斯年出身名门,祖上是很荣耀的。那一茬人好多都是出身名门,现在不讲究这个了,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学问上的传承叫家学,品质上的传承叫门风,智商上也是有传承的,叫遗传。他的祖上是清朝入关后第一次开科取士的状元,当过顺治朝的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就是宰相。傅斯年就是在这样一个相府大院里出生的。1896年出生,山东聊城县人,家就在县城。他家大门的金匾上写的是“状元及第”,二门上是“圣朝元老”,二门上的对联是“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传胪就是在朝廷上呼叫考上的人的名字,状元只有一个,不会再叫第二个人的名字。但是,傅斯年能受到很好的教育,靠的却不是祖上的钱财,他父亲那一辈家道就败落了。家道败落了,门风一下子败落不了的。他是靠了他父亲的一个学生的帮助才受到很好的教育的。
他父亲是个举人,没有做过官,在山东东平县的龙山书院当山长,就是校长,靠学生送的束脩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傅斯年七岁上他父亲就病死了,一家人全靠父亲的学生们凑集些钱,存在银号里生利息过日子,是很苦的。他爷爷也是个读书人,对他管教很严。傅斯年十三岁上,他父亲的一个学生从北京回老家看望老师,才知道老师已经去世多年了。便到老师的坟上去祭奠,说一定要把老师的两个孩子培养成人。这个人是朝廷的刑部主事,年轻时家里很穷,在一家商号当学徒,平日爱读书,商号没事时就看书,手不释卷。一次傅斯年的父亲在街上闲转,看见了很欣赏,后来傅斯年父亲到东平县龙山书院当山长,就带上他去了。三年之后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会试又中了进士。这个人为了感激他的老师,就把傅斯年带出来,先在天津上学,后来傅斯年才考上北京大学。
傅斯年这个人,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贡献是很重大的。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他创办了《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对造成新文化运动初期生龙活虎的局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他还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五四那天学生去天安门前游行,他是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头。后来他跟国民党走了,我们现在说五四运动时,很少提到他。
就是五四运动这一年秋天他毕业了,考上山东的官费留学生名额。先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后来又到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回国,两年后当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后来又兼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直到抗战开始,都是这两个职务。抗战开始后,因为他的名望和地位,又当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相当于战时国会议员吧。这期间他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就是把行政院长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又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写了一篇文章,把另一个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这是多大的本事!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还是比较廉洁的,到了抗战后期,就开始腐败了。最有名的案子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美金公债案。当时孔还是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这是怎么回事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抗战,同意借给中国政府五亿美元贷款。孔祥熙决定拿出一亿美元用做发行美元储蓄券的准备金,规定二十元法币可购一美元储蓄券,抗战结束后以此券兑换美元。最初社会上不知道这项公债有美元做准备金,还本还息时期又长,买的人不是很多。到了1943年秋天,售出还不到一半。后来通货膨胀,官价已涨到四十元法币换美金一元,黑市高达一百元换一美元。孔祥熙见有利可图,便下令停止兑换,剩余部分由中央银行购进。又由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拟具签呈,说所剩不多,拟请特准所属职员,照官价购进,说这样做符合政府收购游资的宗旨,还可以调济财政部职员的战时生活。说得头头是道,孔祥熙就批准了。事后有人说,那个国库局局长取得合法手续后,第一批购买350多万美元,折合7000多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一个人。大致就是这么回事。
傅斯年知道了,决定在参政会上提议案揭发。他觉得在全民族抗战期间,出这样的事太不应该了。真要做起来,他是很认真很细致的。搜集了许多资料,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开会期间,回到房间就藏在枕头底下,出去就带上,寸步不离。他的好朋友王世杰劝他不要提这个提案,他不,说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蒋介石知道了,让陈布雷以老报人的资格跟傅斯年谈谈,说这样做对中国的形象不利,他听从了陈的劝告,表示不提议案,但一定要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
说到做到,果然1944年9月7日,张群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施政报告后,傅斯年就提出他的质询。主要有这么几条。第一条是国家规定政府官员不准做买卖,孔祥熙以前办有祥记公司,近来又成立了广茂新商号,请政府查一下这些公司有没有囤积居奇一类事,查一下孔祥熙的裕华银行跟国家银行的往来账目。第二条,中央银行可以说是个谜,因为许多情形我们不知道,不过里面山西同乡很多,这个银行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机关,还是一个私人的结合。是国家的组织,何必一定要用山西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希望中央银行国家化,机关化。第三是黄金问题。第四就是黄金储蓄券问题了。
对傅斯年的质询,财政部的答复,有些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有些坚决否认。蒋介石怕事情闹大,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为孔祥熙说情,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说:“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当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傅斯年说到这里有些激动,在座的人都不免为他担心,怕蒋介石发了火对傅斯年不利。不料这次蒋介石听了不光没有发火,还很感动,说想不到傅斯年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过后不得不另行设法,派财政部长俞鸿钧等人查办,一查肯定有问题。这时俞鸿钧是财政部长。抗战期间,部长常更换,孔祥熙不兼财政部长了,还是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行长。蒋介石没办法,只得免了孔祥熙的行政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
事情过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他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士人的气节,在中国是用来维持纲常名教的。只有读书人保持气节,才能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出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这是文天祥的话。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他最仰慕文天祥。他给儿子写过一幅字,写的是文天祥的《衣带赞》,就是文天祥临死前在衣带上写的那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前四句不必记,后四句请各位记住,当你有什么事可做、不可做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默默地念上两遍,就知道该做不该做了。读了先圣先贤的书,是做什么用的,就是让你从今天起一直到往后,不会做什么问心有愧的事。这四句话,应当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