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有可敬的人，右派也有可敬的人。如果都像马老这样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都是值得尊敬的。”李森说，“现在最坏的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就是腐败分子集团。”

　　李森与马宾往来已有13年之久，他原来是西北某军区一位上校衔团政委，每年休假都会在马宾家里住上一个月，跟着他起居、学习。这种环境全然不同于每天在官场中吃吃喝喝迎来送往。折服之余，他不想在官场里继续行尸走肉。不久前，转业回到了北京，计划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我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本质和厚度，没有任何雕饰。”李说，“不跟这个老人接触，我就会沉迷在过去那种生活中。”

　　结识马宾后，他们每年都要举办一场晚会，内容大致与纪念毛泽东有关。马宾在腿未断、耳未聋之前，必然参加。且每每即席高歌，唱的都是红色歌曲。

　　那些因共识而在他身边聚拢的人，除了退役军官李森，还有游战洪和张宝印。

　　游战洪与马宾往来的年头，与李森相仿。一个30多岁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1994年，热衷反腐败探索的一老一少偶然结识。第一面就让游战洪吓一跳，马宾拿出那种500字方格稿纸边听边记，最后和他谈了七个问题，要求继续研究。

　　那次谈话，被游战洪一字不落记在发旧的记事本上。马宾当时希望找出社会主义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和危害性与古今中外腐败有何同异，以及治理经验，并质疑公检法等反腐败机构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当这些机构陷于空转难以反腐，他又问可不可以动用军队，或把依靠法制和依靠群众结合起来。

　　这些问题超出了游战洪的专业范畴，差点把他吓跑。马宾建议他从金融大案搜集分类入手，找出发生在中国的1000个金融案件，总结问题，找出对策。那一次，游战洪找到800个案例，编目归类之后，装订成五大卷，用自行车驮到马家去。

　　马宾要求他多装订几套，送给中央主要领导看。游战洪就又装订了两套，贴进1000多元。那时他每月工资只有600元，有些心疼。马宾问他，“钱是怎么解决的？”他说，“向你学习啊，自己掏腰包。”马宾乐了，“你看，我们这才是真正反腐败。”

　　那天高兴，他奖励游战洪吃了两个烧饼。

　　对于反腐败，归根结底，马宾认为就像对付市场化之下的不公不均和国企转制一样，只有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根治。他开出再来一次“文革”的药方，但游战洪对这个号召出现了摇摆。

　　“‘文革’10年是一场浩劫，不堪回首，发动第二次，不会有人答应。”游说，“我建议借用内容，但不打二次‘文革’的旗号。”

　　马宾不同意。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一场。老头说，“行了，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啪”一声挂了电话。

　　这样坚持，是因为“唯物主义者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马宾惯常表态用的两句话，另一句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不懂得像游战洪那样变通。

　　张宝印对于马宾的支持更为出众一些，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听说吴敬琏发表了一篇对马宾不利的文章，他被激怒了。

　　“我想找到‘吴市场’那篇文章，”他说，“我想组织批判他。”

　　75岁的张宝印，原是海军装备研究院科技委的委员，16年前即与马宾结识了。比游战洪、李森等人年长许多，又经过革命年代，这使他与马宾拥有“共同的信仰”。

　　“我不是他忠实的支持者，而是他的信徒。”

　　“人民”的观念、“阶级”的观念、“公有制”的观念，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根本性的东西，现在却痛心已经“淡化了”，“不提了”，“不要说马老不赞成，以我的经历我也不赞成”。

　　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他们的事业，有时会掏钱支持左派的网站，比如“乌有之乡”。这个被吴敬琏讨厌的著名网站，只靠卖点书、收取会费或接受赞助支撑运营。马宾对上面的一些文章很欣赏，经常让阿姨打印下来供自己阅读。他自己写的东西，网站也会拿去用。

　　张宝印坚信，全世界最终必将实现共 产 主义。他也希望别人都相信这一点。然而在他欣赏的年轻人游战洪那里，则没有这样的鼓舞。游自认和李森是马宾身边最后的年轻坚持者，要是老头哪一天不在了，他就要做退出江湖，回家种地、养猪的打算。

　　“现在是越反越腐败。我有点悲观，马老知道会骂死我的。”这个蓄着满腮帮胡子的中年男人说，“马老的思想如果被采纳，自上而下发动群众，可以主动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不被采纳，历史也是滚滚向前，最后又回到起点。历史就是这样，很可悲的。”

　　30年社会变迁，市场化激流奔涌，就像惊涛骇浪下面一粒离开原地的砂石，谁也不知道马宾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他的彼岸。

　　他真的老了，以致只有趴在耳边大声喊话，或通过纸笔才能进行交谈。二次访问完毕，道别前，他毫不犹豫地给记者签上一句话——“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

　　落款的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年份来了。伏于桌前，按着纸笔，他费力地问，“今年是二零零几年了??”

　　“2009年了”，一旁的阿姨回答。此时窗外，阳光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