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

　　受惠于葛量洪时期制造业的急速萌生，柏立基上任港督时的香港，经济正稳步增长，渐渐由昔日的转口港转型为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港。在1950年代末期，港府的收入每年已多达4亿港元（到1960年代末期更突破10亿港元），在1959年，全港受雇于制造业的人士为数约217,600人。同时在1960年进港贸易的船只多达38,625艘，总吨位约为34,886,416吨，而出口贸易总额在当时为2亿港元，5年后在1965年更已增长一倍至4亿港元，可见制造业在本港有长足的发展。

 　　柏立基任职港督不久便向立法局宣布香港取得“财政自主权”，以后港府无需再将其预算交予伦敦审查，而在经济事务方面，日后无须再在经济决策上征得殖民地大臣的同意，港府可以独立自主地订立自己的经济政策，殖民地办公室亦只会在香港对外借贷的事务上作出干预。香港拥有“财政自主权”后，郭伯伟爵士于1961年在柏立基的政府出任财政司之职，他在任时采取了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在日后更渐渐发展成“积极不干预政策”，并为历任财政司所奉行。 　　随着香港制造业的发展，香港工业总会亦在1960年成立，以进一步推广香港的工业；而另一方面，工人人数的增长，使柏立基在1961年通过法例，引入了有薪假期和法定工时等措施，保障工人权益。

 　　工业发展也使香港的中产阶级人数不断上升，使市场对半山和铜锣湾一带的住宅楼宇需求也十分殷切。与此同时，当时中环也新建成了不少商厦和大型酒店，而面对商用土地不敷应用的情况，有人甚而建议拆去中环的督宪府，将之迁到马己仙峡道，而督宪府原址则兴建酒店，不过，柏立基对此却加以反对，认为督宪府不可远离其行政中心。

社会建设

　　1958年，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实行“三面红旗”，结果导致了内地工业停顿，农产歉收，并触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另一批涌港的难民潮。在“大跃进”期间，由于中方派兵严守中、港边境，向意图越境到港的人士开枪射击，所以难民人数处于稳定的数字。可是到了1962年，中方突然开放边境，于是一时间出现了大规模的难民潮。在1961年的时候，香港人口为250万，而到1964年年初已达300万，是开埠以来一个十分显著的升幅。人口的上升，对本港的市政、住房和教育各方面都造成了很大压力，遂促使柏立基进行了不少社会建设。

住房

　　柏立基继承了葛量洪爵士的方针，继续兴建公共房屋，到1962年，他更推出了“廉租屋计划”，为50万名来自中、低收入的家庭的人士提供住房。尽然柏立基大力兴建廉租屋，但徙置区和寮屋在他任内仍然是十分普遍的。

填海工程

　　另一方面，在他任内，金钟添马舰一带开展了填海工程，以腾出更多海旁土地；而位于中环的香港大会堂和九龙的伊利沙伯医院亦先后在1962年和1963年落成启用。香港大会堂是旧大会堂在1933年拆卸以来，香港第一所的大会堂，而大会堂内更设置有市政局的会议场地，和香港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柏立基曾对大会堂的落成颇感到自豪，他认为大会堂“不会是税项与利率的负担，而是这城市中，艺术与社交生活的伙伴”。

教育

　　任内曾经兴修达200所学校；至于在高等教育方面，柏立基也是不遗余力，他曾增加对香港大学的拨款，使不少学系的收生人数有双倍的增长，让港大从战后的萧条恢复过来。另外在1959年的时候，柏立基曾邀请富尔敦（J. S. Fulton）来港考察高等教育情况。富尔敦事后建议香港大学开设中文部，但被港大拒绝。于是他改而提出把当时的三所中文专上学院合并，以组成中文大学。富尔敦的建议得到柏立基准许，筹备工作随即于1961年6月正式展开。在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这是香港开埠以来第二所大学，柏立基在中文大学成立后出任大学的校监，并且获大学校方颁赠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政制改革

　　香港在1950年代曾经有不少改革呼声。当中，香港的主要政党香港革新会和香港公民协会曾在1960年联合前往伦敦，要求当局进行宪制改革，以及大幅增加行政、立法两局的市民代表，可是，当时的殖民地事务大臣却以香港政制“不能有大幅转变”而断然拒绝。不过，总体而言，在柏立基治下，香港的政制实际上是有变革的。

 　　自从香港重光以来，港府就一直推行公务员本地化，并在1946年首次以华人徐家祥出任今日相当于政务官的职位。而到1961年的时候，香港政府中出任高级职务的华人为数730人，占所有高级别公务人员的40%，在翌年1962年，柏立基又批准90名在本地招聘的华裔公务员前往海外深造。柏立基认为，香港作为一个中国人占人口多数的商业城市，让更多华人去管治这个城市是理所当然的，而他推公务员本地化亦只是“尽为帝国服务之任矣”。

 　　在卸任总督前夕，柏立基又同意进一步增加行政、立法两局的议席，调升非官守议员人数在两局的比例。可是这些改革未能及时在他任内达成。

供水工程

　　在1960年、1961年和1962年，香港曾先后遭台风玛丽、爱丽斯和温黛吹袭。这三个台风都曾使香港天文台挂起十号风球[1]，并对香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不过紧接着台风连年袭港后，香港却在1963年6月遇上了严重的旱灾，港府曾经一度实行“4日供水4小时”的政策，使得大批市民在街边轮候食水。

 　　为解决食水供应紧张的问题，早于1956年动工的石壁水塘在1963年落成启用，而柏立基在1959年的时候更拍版兴建船湾淡水湖。船湾淡水湖的构思是兴建两条堤坝把岛屿连起来，然后抽走海水，建成水塘。这在当时而言是划时代的工程。淡水湖工程在1960年展开，工程浩大，历时8年至1968年才告竣工，工程共花耗4亿港元，而存水量则为一亿七千万立方米。

 　　虽然兴建水塘可以增加储水，但由于兴建需时，一时三刻之间不能济燃眉之急，于是柏立基亦设法与中国大陆当局商讨购买东江水。柏立基与大陆当局的关系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促使港府与广东省政府在1960年11月15日达成协议，由深圳水库每年向港供水50亿加仑。到1963年，柏立基与内地政府达成进一步协议，开展了东深供水工程，工程后于1965年1月完成，而根据港府与内地在1964年4月22日所立的协议，广东省政府在1965年3月起每年向香港供水不少于150亿加仑，折合即每天供水约6,200万加仑，售价为每1,000加仑1.06港元。自东江水输港以后，香港的食水供应有了保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工程曾经因为1963年的大旱而延误，不过当时广东省政府在天旱期间仍准许港人于珠江口取水，以济水荒。

 　　1964年4月1日，未有续任的柏立基正式卸下香港总督一职，与家人返回英国。其职务由时任辅政司戴斯德署理，到1964年4月15日正式由戴麟趾爵士接替为第24任港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