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电影艺术工作者走进长影大院，是1975年夏天。那天院子里静悄悄的，据说全厂职工都聚在大剧院里开会，听厂领导传达毛主席关于影片《创业》的“7.25”批示。我因为刚来报到，对厂里情况不甚了解，况且大会开到半拉途中，一个新人怎敢贸然闯入。
　　 　　毛主席的“7·25批示”是会后我才知道的。在我还没出大学校门时，就知道长影有一部反映王铁人的影片拍得相当可以，年前的《人民日报》就已经在文艺版的下半部分，用长方形的框子框着把这一消息告诉人们了，那时候老片子能放映的不多，所以影迷们就特别关注报纸上的新片预告。我也就在期待中等待着影片上映的日子，可是半年过去也没有上映，做为局外人当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听了“7·25批示”才知道围绕着影片还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我做为剧本编辑分到长影，一上班却让我到《创业》摄制组去当场记。我不知道场记是做什么的，让我去做就去做。影片《创业》在“7·25批示”后就已上映，可是剧组没解散，他们做为一个整体还要拍张天民的石油三部曲的第二部，是反映海上采油工人生活的。剧本还没敲定，剧组已经决定到天津大港油田深入生活。
　　 　　那时候的于彦夫也就是50岁左右的样子，正是创作的黄金时期。中等个子，板寸头，紫红脸膛，大嘴巴，说话声音不高，慢条斯理，给人一种可信赖和亲切感。我想这就是拍过《芦笙恋歌》、《自有后来人》等许多影片，如今又拍出让毛主席为之批示的于导演，心里不由自主的生出肃然起敬之感。我们摄制组一行有编剧、导演、美术、摄影和制片等十几个人。到大港后，认真地到采油工人当中体验生活，和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值班。张天民写出本子后就念给大家听，于导演总是听得十分认真，也十分认真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张天民就按照大家的意见加以修改。有一天已经到了念剧本的时间了，却不见大家有开会的意思，有人告诉我，昨天晚间突然接到上边的电话，组里主要成员都到大寨去了。我们无事可做就念报纸批宋江。又过了几天，他们返回大港，继续念剧本改剧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凭我当时的阅历还看不出他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后来我知道，江青利用全国学大寨之机，窜到虎头山，一道金牌把《创业》剧组的主要创作人员调到大寨。她因为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影片《创业》的问题，引起毛主席对四人帮控制文艺工作的不满，作了“7·25批示”，一肚子邪火没地方发，就把《创业》剧组的主要成员找去，骂张天民“告了老娘的刁状”。江青骂过张天民，叫道，创业的导演是谁?来了没有?于导演说来了。江青说，你那片子拍了多少镜头?怎么能那么拍?今晚放几部外国片给你们看看，你数数人家拍了多少镜头。于导演知道江青年轻时在上海当过演员，却没当过导演，怎么对他大谈特谈镜头?一副行家的派头。晚上，于导演带了个手电，坐在放映室里看江青点名让他看的影片，数一个镜头在小本子上画一个小点，看一部片子在本子上点了二百多个点子。由于心情紧张，这部片子到底多少镜头也没数清。紧张归紧张，可他对江青的嘴脸认识的更加清楚了，所以当江青命令他们重拍《创业》时，于导演在心里说，毛主席肯定的片子为什么要重拍?
　　 　　于彦夫是在张天民到天津时才得知他给毛主席写信的消息的。当时，于彦夫先一步到大港安排好深入生活的有关事宜，然后到火车站接因故晚到的张天民。就在站前等车的时候，张天民坐在马路沿上，心事重重的对于彦夫说，老于，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于彦夫一愣。这在四人帮统治时期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的，说不定就是死路一条。张天民又说，如果我被抓起来了，孩子老婆就托付给你了，一个月给他们20块钱就行。于彦夫对文化部给予此片的十条意见也很不理解。他和张天民及创作组成员辗转上万里，走访了几个大油田，阅读了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又到铁人战斗过的钻井队“三同”，真心实意的想塑造几个石油工人的先进人物，影片完成后，又一遍又一遍的按照文化部的意见修改，好不容易通过了，为什么又说不行，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不让影片发行?于彦夫不明白，但他知道这事不简单，就安慰说，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要是被抓起来了我也好不了。话是这么说，于彦夫还是很认真的接受了张天民的嘱咐。他又说，你要是入狱了我给你送饭去。这话现在听来好像是笑话，可是当时那是十分严肃的，因为那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影片《创业》因为参与了同四人帮的斗争而成为我党历史上重要一笔；同《创业》相关的“7·25批示”也成为毛选中的重要篇章。许多年过去，国家几个部委联合发文颁布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片目，《创业》被列为其中之一。现在看来，这部影片存在着一些缺点，比如丑化了知识分子，强调了阶级斗争。但是这个账算在于彦夫的头上是不公平的，应该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上，记在歪曲了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四人帮的头上。任何作品都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打上时代的印记，于彦夫也不例外。如果苛求也就不会有这部影片了。
　　 　　在大港油田深入生活的结果，就是宽银幕故事片《希望》。我没参加拍摄，按组织要求当编辑去了。离开了摄制组也就离开了于导演，现在想来，这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是多么大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不管怎么说于导演可以说是我艺术上的第一个老师。之后，于导演又拍了好几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影片如《勿忘我》、《最后八个人》、《十六号病房》、《黄山来的姑娘》、《陆军见习官》、《金钱大裂变》、《中国小皇帝》等。后来，他和他生活伴侣、艺术上的知音张圆一起应于蓝之邀到儿童电影制片厂拍了《鸽子迷的奇遇》、《那年的冬天》等；加上他在五、六十年代拍的《夏天的故事》、《徐秋影案件》、《笑逐颜开》和《芦笙恋歌》、《水库上的歌声》、《万木春》、《自有后来人》，再加上两部戏曲片《节振国》和《天天向上》，共拍19部影片。《天天向上》还没拍完就搞上了运动，后半部分是别人拍的，大约是不行吧，又让他回去拍完，不知为什么原因此片至今没能上映。
　　 　　于彦夫的作品紧跟时代的脚步，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可以说，新中国前进的每一步都能在他的影片中找到印迹。也因为他紧扣着时代的脉博，他的作品才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有的甚至传至了党中央。
　　 　　还有影片《自有后来人》。此片的成功出乎于彦夫的意料。观众反映极其强烈。哈尔滨京剧团率先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京剧上演，叫《革命自有后来人》，接着，长春话剧团改编成话剧叫《红灯记》，全国好多舞台上都有铁梅高举红灯的英姿。不久，装扮成京剧革命旗手的江青，把李铁梅的兰底白花小褂换成打着补丁的红褂之后，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就做为样板红了起来。毫无疑问，于彦夫才是这朵艺术之花的园丁。那是1961年夏天，长春的六月雪纷纷扬扬。于彦夫来到位于厂东南一隅的小白楼。绿树环绕，肃静安适的小白楼是电影剧本的产床，现在这里住着一位因创作了《渡江侦察记》、《海魂》而斐声影坛的编剧沈默君。没有过多的寒喧和客套，沈默君给于彦夫讲了一个历时久远的铁路世家的故事。于彦夫听过摇摇头，说：“这个不行。”沈默君并不气馁，说这个不行我再讲个。才气横溢的作家讲道：“也是铁路工人之家，祖孙三代三个人，妈妈是师母，孙女是参加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烈士遗孤，三代人三个姓……”还没等沈默君说完，于彦夫凭着他对艺术的良好感觉，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按奈不住兴奋之情，连连说好。于彦夫喜欢鲁迅、契柯夫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早就萌生过创作短篇小说式的电影的念头，人物不多，构思独特，内涵丰富，沈默君的这个故事正符合他的追求。有了导演的鼓励，编剧越编越有劲，沈默君边编边讲，连人物姓名也都编出来了，孙女叫李月娥，日本宪兵队长叫松井。于彦夫想到家乡抗日英雄邓铁梅，建议把李月娥改成李铁梅；考虑到影片《平原游击队》里边的日本鬼子就叫松井，建议编剧把松井改成鸠山，叫起来响亮又给以凶险狠毒的暗示。编剧接受了建议，很快和助手一起写出了本子。片子还没拍，李铁梅的形象就活在导演的心里了。一根扎红头绳的独辫，穿件兰地白花的粗布小褂。
　　 　　剽窃了人家的成果却还说别人的东西不好。编剧挨批挨斗，导演也要做检查。于彦夫是条硬汉子。他说我做错了检查，没错我检查什么?可在工军宣传队的一统天下，不检查是过不了关的。他们找了个秀才写了篇文章，把于彦夫推到讲台上，他照本宣科，可心里是不服的。他当然不会想到，比起日后《创业》的遭遇来，这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于彦夫早年学过养蚕，可他却成了一名电影导演。因为电影才是他的最爱。
　　 　　于彦夫在“满映”有一个同学。有一年满映招收演员，于彦夫来报考就考上了。那时他叫于景霖，年过二十岁的翩翩少年，在“满映”当上了一个小演员。他很爱读书，相信开卷有益，不论什么书都读。有一次他就看了这样一本书。书是章回体的，里面写的基本上都是《水浒》里的人物，可每一个又都代表着红军里边的人物，比如及时雨宋江，后边注着毛泽东。大刀关胜是彭德怀，等等。他就从这里边了解了红军和他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东北人把“八·一五”这一天当做盛大的节日。1945年的“八·一五”于景霖亲身经历过。他听见过苏联红军炮击伪满首都“新京”的轰炸声，看见过日本人惶惶不可终日的丑态。他心里高兴呀!当亡国奴的日子可一下子结束了!然而，在中国大地上，光明和黑暗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已经从地下转移到地上来了。长春市内已经有好多的大门旁挂上了国民党的招牌到处招兵买马，准备同共产党决一死战。“满映”这个地方也是国共两党争夺的一块重要阵地，中共长春地下组织派人到“满映”来，发动群众，准备接收“满映”；而国民党的反动分子却打入厂子企图把厂房设备拆除卖掉。一天，于景霖的老乡也是校友来找他了，说：“共产党进厂组织护厂，你参加吧。”共产党!这三个字在他的心目中又一次引起了震撼。他马上想起了毛泽东，还有他所领导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就是领导红军打日本的共产党吗?”于景霖问。“是!”他的同学回答。别看于景霖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可是他很有主见。他说：“我参加!”一句话决定了他的后半生。也是为了和“满映”时的自己告别吧，他改名叫于彦夫。在光明和黑暗搏斗的关头，他第一次按住了时代的脉搏。
　　 　　跟共产党走，现在看来是多么容易做到的事情，道路已经明确，方向业已指明；可是在当时却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对共产党坚定不移的信念。于彦夫和几位骨干分子参加了护厂斗争，在刚刚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公司中，他出任资财科长。他曾被国民党控制的公安局逮捕过，罪名是“共助”，由于共产党的营救他才免遭屠戮。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进逼，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厂到黑龙江的兴山市，做为资财科长的于彦夫日夜操劳，终于把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电影机械全部都转移出来，没有受到丝毫损失。
　　 　　在兴山，年轻的于彦夫是厂里的总务部副部长，在管厂里上百职工吃喝拉撤睡的同时还从事着他一直钟情的电影艺术。他教大家唱歌，给导演做剧务兼做副导演工作，还当过译制片的导演。他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假如一个母亲有十个孩子，每个孩子她都爱，但准有一个是她最爱的。电影导演也是这样吧。不论拍过多少片子，总有一个是最喜欢的。于彦夫在谈到他的影片时，他说其实他最喜欢的还是《勿忘我》，这很让我惊异。《勿忘我》这部影片在当年影响并不大，不像于彦夫和张圆联合导演的影片《16号病房》和《黄山来的姑娘》双双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两片均获金鸡奖提名。《16号病房》获得百花奖和长影及吉林影协的小百花奖。他拍的《鸽子迷的奇遇》和《那年的冬天》都在童牛奖的评比中获奖；前者还在印度的儿童电影节上获得一个特别奖。《勿忘我》呢，什么奖都没得着，就好比一个没有大出息的孩子。
　　 　　《勿忘我》是我在1979年在哈尔滨组稿时发现的，作者鲁琪是黑龙江著名作家，可在当时头上还戴着胡风分子的帽子。于彦夫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清新淡雅的本子，请作家稍做改动厂里就决定投拍了。可是这个剧本歌颂的是一个右派分子，注定不会那么顺利。1980年我正在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学习，听说这个本子停下来心有不甘，刚好同学郑鹤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有亲戚关系，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到夏公家去，我就托他把一个打印本带给夏公看看。郑鹤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不久，郑鹤高兴地告诉我说夏公看了剧本，认为本子写得不错，可以拍。我就把这个消息反馈到厂里。又不久，厂里就传来这个本子继续上戏的消息。也许是好事多磨吧，这个本子拍得也不那么顺利。先选了两个演员，戏也拍了不少，厂里看了样片，觉得女主角的戏上不去，不尽人意。就决定换演员，女演员换成了后来的方舒，女主角一换，又觉得男主角也不大合适，就又换成了李志舆。本子三起三落，片子也是三起三落。拍成后，抒情诗似的影片在评论界引起一些注意，观众却不多。没有任何奖，又非卖座片。于彦夫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呢?也许是这部影片让他花费了更多的心血，也许是影片所表现的淡淡的抒情诗一般的风格；也许是影片所表现的真善美的情感让他感动，也许……总之喜欢就是喜欢，母亲最喜欢一个孩子还要什么理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