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煤油灯在纺车左边靠近纱锭大约六七寸远的半块砖头上放着，黄红色的灯火在纱锭忽左忽右飞速旋转带起的风中飘忽不定，母亲身穿老蓝色的棉衣棉裤坐在纺车前，右手摇车，左手捏着棉条在纱锭旋转的帮助下由前向后均匀的抽线、扬手上线、再抽线，这样反反复复。灯光把母亲左手和左胳膊前后上下的动作放大并在墙上投下了动感很强的剪影。纺车周期性的嗡嗡声夹杂着屋外不时传来寒风摩擦树梢发出啸叫声正像这影像的配乐。我坐在离煤油灯一尺多远的一个小凳上，看着母亲的左胳膊在墙上的影像或者纱锭的旋转变化，听着母亲给我讲着村里东家西家的新鲜事，讲着可能是从佬佬嘴里听来的各种故事，不时拿一根断了尖的缝衣针挑掉结在煤油灯头上的灯花......。这就是幼年时候母亲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母亲生于1935年5月13日，农历乙亥年四月十一。母亲的娘家是本县马厂镇后何村，外祖父何金声一生务农经商，农闲时推起一辆洪车子走南闯北。所谓洪车子就是一种全木结构大独轮手推车，电影《淮海战役》中有民兵用它推军粮支前的镜头，其实那里头也有外祖父的身影。太康县1948年10月就解放了，政府组织民兵支前，外祖父就和乡亲们一起推起洪车子到了淮海前线。我小的时候，每次到外祖父家走亲戚，几乎都能听到外祖父给我讲他到徐州支前的故事。除了到过徐州之外，外祖父的洪车子去的最多的还是河南南部的光山、罗山县，一个来回1000多华里，外祖父用家乡的棉布等物品换来那里的大米，再回到家乡卖掉，买进卖出多少能赚几个钱。有时候由于天气等原因外祖父不想外出了，就在家里做豌豆糕出卖。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辛勤操持下，一家人的温饱还是勉强可以维持的。母亲在家排行居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外祖父和外祖母自然对母亲格外疼爱些，所以母亲在娘家应该是没有受过更多苦难的。但和父亲结婚来到李楼之后就不一样了，小时候听前院二奶奶讲：母亲刚过门时，看到家里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感到度日艰难，常常以泪洗面，隔三差五的总会回姥姥家住几天。爷爷看在眼里，自知自己有责，心中愧疚不便劝慰，奶奶不善言辞，劝人也说不出个道道来，父亲无法，只得反复向母亲表态一生绝不惹母亲生气，更不会打骂母亲云云。大概看父亲态度诚恳，母亲慢慢的也只得听天由命了。在父母的一生相伴中，他们确实没有打过架，甚至也没有大声大气的吵过嘴。我想除了父亲信守诺言之外，主要的还是母亲性情温和，有容人之量。这一点也是全村人对母亲的共同的评价。是呀，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对长辈、对同辈、对小辈，对家人、对邻里、对亲友，永远都是那样的慈祥、谦和，母亲胸襟如海，包容一切……。

母亲从一进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就开始了她辛劳、奉献的一生，我不否认爷爷和父亲对家庭的贡献，但我确确实实的感到母亲的奉献最大，奶奶去世时家里除了爷爷、父亲、母亲、我和二弟，还有三姑姑，一家六口人的家务重担基本落在母亲一人身上。那时候家里穷，供销社卖的“洋布”对我们家来说绝对是奢侈品，所以一家人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靠母亲纺纱织成的粗布做成。母亲纺纱一般都是在晚上，因为bai天要参加队里的劳动，要为全家人做饭、洗衣等，只有在晚上才有大块的时间用来纺纱。母亲纺纱一般会纺到很晚很晚，具体晚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每晚都是我坐在纺车边困得不行了，母亲会把我安顿睡下后再继续纺下去。棉花从地里摘下来到织成布需要经过轧、弹、纺线、打拐子、浆洗、打络子、经线、上机、织布等多种工序，母亲和爷爷、父亲他们能把整个程序完全走下来。织成布后根据用途再染色，如果做单衣就用原色布，或者用桑树锯末染成土黄色，如果做棉衣，就去供销社买来染料染成黑色或者黑蓝色。其实当时母亲的衣柜里倒也有两块蓝色的棉平布，那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姥姥陪送的嫁妆，母亲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穿，每次母亲打开衣柜时，我总是挤过去闻闻从衣柜里散发出的棉平布莫名的芳香气味。后来条件逐渐好起来，母亲才把这两块布拿出来做成衣服，这是后话。在当时家里最好的一件衣服恐怕应该是爷爷的一件深蓝色的“洋布”长衫，所谓洋布其实就是棉平布，只不过当时老百姓把一切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都冠一个“洋”字，比如把火柴叫做洋火，把煤油称作洋油等等。爷爷经常外出帮乡亲们办理诸如婚嫁等大事，所以很需要一件体面一些的衣服。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各个大队都成立有文艺宣传队，那时候大队里穷，根本没有能力为宣传队置办什么道具，所以我们村里的宣传队什么时候演《白毛女》，总要找我爷爷借他的长衫给“穆仁智”穿，但“穆仁智”后来是要被qiang毙的，qiang声一响，“穆仁智”就倒在舞台上，把爷爷的宝贝长衫弄得满是尘土，爷爷自然是心疼的了不得，几次三番下来，爷爷终于忍不下去了，就让母亲把长衫改成其他衣服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