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立志的诗火了很久，铁做的月亮，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每一个意象都太鲜活且掷地有声，以至于被拿来越过了作为作者的他本身，而去做更高远或夸张的呼喊。而这些都在不断远离他。在他前前后后有不少打工诗人，这个群体在近三十年来颇为红火而正派，他们中成名的后来去了工厂的办公室，去了南方的作协，去了把打工诗歌编成农民画一样政策性的刊物，还去了文化人兴致勃勃发起的纪录片镜头中。他名气最响，只偏偏他不愿意：“我不写诗了。”他拒绝了秦晓宇的拍摄邀请，但他也不劳动了，北上漂泊之后，他最大的感触是“我说和不说，都和这个世界发生冲突。”于是他作了自说自话、自赏自悼的表演， “他想着想着，把脚往前挪了一步。”这首诗叫《自杀》，连同他的诗，他把新的一天留给了没有他的世界。

一、“他在用天分写诗，水平不齐，有的泛滥抒情，有的是神来之笔。”

      诗集的编者秦晓宇是这么评价的。泛滥抒情的部分，往往是个体先行的诗歌，作为诗人的辨识度很低，有时表现出拙劣的模仿和无病呻吟的造作，语言生疏而少张力。而那些神来之笔（后来被广为传颂的几首），往往是工厂主题的、工人复数为主角的诗歌。出于打工诗人的标签指涉，人们首先把他视为一个群体的代言人来看，而后才是一个个体。当然，这些工厂诗歌本身也不乏实力。

      工厂给予许立志置身其中的的苦难感受，让他发挥自己的天分，同样是普通的、常规的工厂意象（螺丝钉、流水线），他写的比别人触目惊心，这种浓重的气氛感和场景感是他的工厂诗歌一大特征，他擅长利用现象和画面的铺陈，展开一幅全局的描摹，正如他常常使用复述主角一样，可以发现，工厂内的“我”和“我们”是重复的，无差别的，流水线上的名字看起来五花八门，实际上只指涉着一个共同的名称，这也意味着取消了每个人内部的可扩充空间。作为内部的许立志和来自外部的眼光是一致的，关注整体而回避关注内部。每个人都是扁平的，被压缩的，被放置于车间之中，流水线之上。然而工厂空间本身是膨胀的、充满侵蚀性的，这就营造出了他诗歌中一幅压抑恐怖的场景感。工人实际上是被用作橱窗里的人偶来摆设的，为的是凸显空间的压制。读许立志的诗觉得他充满工人阶级意识，充满反抗、批判和冲击力可能正是来自这种颇具整体性、场景感的诗歌的力量。更具体的是，去考察他为谁写：

扎根于纸上

这文字，只有打工者的内心可以阅读

（《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

我像一个窃听者，在角落里记下他们说的

字字鲜红，然后因开，凋谢

手上的纸和笔，叭嗒落地

（《他们说》）

曾经我还不知，与我相似的人有千千万万

我们沿着铁轨奔跑

进入一个个名叫城市的地方

出卖青春，出卖劳动力

卖来卖去，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

一根没人要的骨头

（《失眠》）

黄昏已尽，黑暗里我并不孤独

路的转角，有诗歌为我掌灯

（《黄昏偶感》）

二、诗歌掌灯，成了黑暗中的出口

      读许立志的其他诗，考察他几番出入工厂的经验，（中途想去书店打工被拒，北上漂泊无功而返）都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身处黑暗的感受，绝不仅仅是工厂给予的，更多是对个体自身的矛盾密布，是与社会处处碰壁的感受，甚至是写诗这件事，对诗人的模仿和想象，李白的、海子的、顾城的，对诗人之死的追索和反讽，隐隐也流露出一种向往和接近。如果说别人写诗是为了热爱写作，那么他是真热爱写作和阅读，而这些愿望和野心与实际上写诗歌出名这些事之间的矛盾带给他的挫败感——许立志原本是有野心的：

曾经有过的理想

在打工生活的海面上浮浮沉沉

他跌跌撞撞地前进

像一颗螺丝钉

誓要钻出

属于自己的天地

      然而他和世界之间的冲突，出逃又回归后的万般绝，消损了他原本的野心：

我说与不说

都会跟这个社会

发生冲突

      这些冲突和感受最后找到了诗歌作为出口。而诗歌的出口，是寻找一种死亡的假象和由此得来的爽快感。他诗歌中有大量的死亡意象和行动，如果可以拿身份来命名，许立志是打工诗人，如果以作品来命名，他绝不仅仅是个打工诗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个死亡诗人。

三、 “我”和“我自己”的的生死

      活的我和死的我之共存，是一种很奇特、但是在许立志那里十分常见的意象，两个我得以并置的平台是一些死亡的象征物：裹尸布、棺材、花圈、墓碑、骨灰。死亡的一分为二构成了欲死之人关于死亡的文本证据。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我正在一旁

惬意地打造一副

属于自己的棺材

《诗人与匠人》

多年后

他手捧自己的骨灰

站在这城市的

十字路口

茫然四顾

《进城务工者》

唯一遗憾的是

在我为自己编织的花圈上

少了玫瑰

和玉兰

《良民》

为此我特地把闹钟

调快了一个小时

站在镜子前

好好整理自己的遗容

《入殓师》

去年在网上买的花瓶

昨天晚上才收到

……

为了表示歉意

他还在我的墓碑前

递上一束鲜花

《悬疑小说》

我一生中

只有我自己这么一位朋友

……

在城市

我和我自己

除了彼此

再没有哪怕一个朋友

《友情故事》

      死的我和生的我共存的模式，大约就是诗中写到的我和我自己，其中的“我自己”，被“我”设定为早就死亡的对象，而“我”还可以用生者的姿态与他对话、行动，这些行动的意义往往是祭奠、缅怀或处理丧事。在许立志头脑中，自己是早死之人，他设想过无数死法，无数悼念的方式。许立志诗歌中抒情性之下绝望的一面，不仅是整体感的工厂工人，他和工人是一体同构的，一种朝向明确的外部冲突；然而许立志是充满内部冲突的，诗歌被他视作被压抑的个性的出口，又成了被压抑的个性的埋葬地，也是没有出口的出口。

四、群体和个体的关系，在打工者的形象展演中很难分裂开来说。

      来自五湖四海，困囿于同一种生活，他们内部可能有的丰富性常常会被工厂流水线这样一个军事化的容器所禁锢，所以人们习惯于将他们视作一个整体。而许立志预期表现出的状态，可能是个体先行，随后再作为工厂一份子的形象。但是不管是我们，还是作为许立志同人的其他打工作家，都在既有标签的指引下不知不觉将他们默认为一体。这就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来自周启早——“每一个生命的消失，都是另一个我的离去”，应和着许立志所说的“与我相似的人有千千万万”。

      打工者是一个拥有巨大能量和繁殖力的集体名词。我们永远不放弃对内部丰富性的挖掘，在更多的时候，他们都能成为一个千手观音似的身份。因此一个工人和另一个工人，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我。“你替我我死去，我替你继续写诗，顺便拧紧螺丝钉。”周启早诗歌中的意象正是许立志诗的注脚和呼应，我捧着我的骨灰站在马路口，我在我的墓前放一束花，我为我自己整理遗容。他们是这样一种连续性、同一性的存在。许立志的极度孤独，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极度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