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官走向情感，从激情走向理智，正如我们从年轻走向死亡，它是一个与生俱来与生命同在的过程。这个休戚与共的过程叫它什么呢？爱这个字，有时还显得太轻了些。

                                      文/李霁宇

　　　故事背景：

李霁宇,著名作家,诗人,时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昆明市文联副主席。2000年2月,李霁宇的妻子彭伯玲因车祸而陷入深度昏迷,被医生断定为植物人。面对毫无知觉的妻子,李霁宇用男人的满腔柔情和挚爱呼唤爱妻醒来。在李霁宇的不懈努力下,沉睡了300多个日日夜夜的彭伯玲终于醒来。醒来后的彭伯玲却已面目全非,表情僵硬,说话含糊不清,还落下偏瘫的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于是,李霁宇又开始了另一个艰难的行程,与美丽不再的妻子在精神世界里守护无约之吻……

（一）

       我一直没敢动笔写这一年多来的经历。

       那是一个阴雨天，冷嗖嗖的，间或还飘过几朵雪花。妻子说家里没菜了，穿上皮衣出了门。如果她就这么永远去了，我想，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买菜”。

       饭菜热了又冷，冷了又热。我渐渐由不安转为感到不祥，几次询问交警部门，甚至半夜到派出所报警。

       次日凌晨1点半，我在医院抢救室见到妻子。那情景惨不忍睹：她头发乱作一团，脸上红一块紫一块的，面部肿起来，门牙没了，一根粗大的管子无情地插进她嘴里，几台机器闪着灯，刺耳地响着……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头“轰”的一声，有几秒钟的空白——车祸猛于虎。那天是2000年2月26日。

        护士交给我三张“病危通知书”。医生没有把握地说只能尽力抢救，家属要有思想准备。

灾难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降临到我头上。这时各种念头纷至沓来，我想得最多的是为什么人的一生就差在那几秒中？如果那天家里还有菜，如果她出门时我们对答几句，如果我家不在那个位置，如果我没同她结婚……所有的后悔和如果都打上了死结。

        接下来的几天是，女儿、女婿从珠海赶来，妻子的两个姐姐和哥哥从成都赶来，我大哥从北京赶来，两个朋友从广州赶来……

        我们只能每天4点在探视时间去看她，守在病床前不知所措，笨手笨脚地为她梳头、按摩，喊她的名字，每天要送一大包卫生纸去，一大摞新毛巾几天就用完。我到处去弄已不准生产的安宫牛黄丸，终于在省医药公司买到了最后的5颗，之后从其他地方买到19颗；到别的医院去弄什么麦道可兰；千方百计地打听一种曾给马兰治过伤的外国药；联系同北京“远程会诊”；到动物研究所弄补脑的猴脑……每天同事、朋友来看望，每天接20多个问询电话，忙得晕头转向。

        一个月后，我将妻子转入一家部队医院。

       我是享福享惯了的人，一生从没经过什么磨难。我觉得这是在补偿。

       亲戚走了。两个月后，女儿也走了。女儿走时，我在出租车前忍不住哭了起来，因为又剩下我一个人，没有一丝血脉支撑，哪怕是一些慰藉，空前的孤独感袭来……那一晚，我又一次失眠了。

       自从妻子受伤后，我常常不敢回忆过去，我怕。我们毕竟是30年的夫妻，家里一切都带有她的印迹。30年的磨合，让我们的激情早已消褪，生活进入平平淡淡的境况。如今这回忆时时无端地闪现在眼前，有许多内疚，包括对妻子的怨恨都一齐出现。女儿回来时买了l l本相册，将过去的照片一一贴好。这好像是一本人生的账本，是生活的佐证，是欢乐和痛苦的记忆。我不敢翻，一打开，就赶快合上。好多次，我一个人暗自垂泪，然后到水池边用毛巾擦干泪痕，捂捂红肿的双眼。我知道自己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

        醒脑静、脑多酞、新菌必治、能全力、活血素、华陀再造丸、人参再造丸、珍珠七十丸……反反复复地用。我成了半个医生，力求抓住每一根救命的“稻草”。我甚至从广州高价买来一种边吃边灌肠的中成药……

       可是妻子还是不醒。

（二）

     妻子除了右腿能动外，全身瘫痪，两个多月后有时能睁开眼，无意识地望望这个世界。她已不认识这个世界了，也不认识我。我喊她的小名，她没反应，于是我天天在她耳边放录音，不停地放那首据说能唤醒人的歌——《真的好想你》。放这首歌时，最想流泪的是我。又放过去我们说话的录音片断，可她还是没有动静。那是让人绝望的日子，欲哭无泪的日子，无法描述的日子。

     时间超过100天。据说100天后的人醒过来的不多。医生表面不说，言下之意就是到此为止。朋友们也绝望了，背地里叹气。虽没人当着我的面说她已成了植物人，但我心里清楚。

     有一次，贾平凹来了，建议说不妨采取一些民间的方式。我到筇竹寺去，法师说这是业障缠身。我这时想到了神灵。

        9月底，我将妻子从神经外科转入康复科，开始了耐心与命运抗争的历程。我在日记中记下了她与死神、命运搏斗的日子，也是我与不幸对抗的日子。我记录着她的病例、饮食、用药及一些细小的变化。

这段时间，我每天5点起床，给妻子煮早点，先考虑营养调配，再用搅拌机将配料打碎，又用细网过滤，然后装进七八个瓶子里，到医院后加热，用针管将食物推进她的胃里。针管很细，我就改造，让它尽可能粗些。

         妻子成了无知无觉的“物体”，她的痛苦、舒适，她的冷暖、饮食，都要我去揣摸、去安排。她像一个活生生的“试验品”，让我心里紧张、不安。

        这时，愁、怨、苦、累、恨、气、烦，我都不想，只是认真地做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一件件地做，一桩桩地做，一次次地做。我不想从前，不想以后，只想眼前该做的第一件事。

         朋友开始劝我想想后事，介绍什么临终关怀的医院。我不吭声。

这些日子，我同妻子相处比以前更亲密。我每天面对她七八个小时，而过去我们在家中各忙各的，算起来每天还不足一小时。我感到两个东西在支撑我：一是肩上的责任和义务，二是良心和类似一种复苏的情感。我不能让她受罪吃苦，这不是自我标榜，因为人到这个分儿上没有必要戴什么面具。

        到了1 0月1日，妻子吐出了第一个音节。那是一个颤抖的含糊不清的单音。她发声了。两天后她终于费力地说出了一个字：“好!”几天后，我指着草地上的小标语牌，说：“你认不认得？”她吃力地吐出比仙乐还动听的几个字：“地球，只有一个！”我高兴得差点儿哭了，把消息告诉所有我认识的人：“我妻子还认得字!”

（三）

      女儿飞来又飞去三次。我给妻子拔了胃管，接着又坚持拔了导尿管，哪怕每天要帮她换10多次尿布。她总是在慢慢进步，慢慢往好方向发展，这就很令人欣慰了。

      一年过去。她说话基本清楚（只是没有高音区），思维也在恢复，记忆也在复苏，只是行动还不便……她每天背唐诗，用僵硬的右手握笔写字，用不能成音的嗓子练唱。她记起许多人，但还记不清一些事儿。她从年轻时的记忆开始恢复，最先回到的是花样年华，我希望这股敏感的神经会刺激她的其他记忆。我买了辆轮椅，每天让她坐上，周围塞上枕头让她坐稳，推她到医院的小花园内转转。

       同事打趣我：“你是在重新谈恋爱。”

       有一天，妻子突然问我：“我成了废人，你还喜欢我？”这话让人心酸，我忍着泪说：“喜欢呀。”

      我喜欢什么呢？喜欢她30年前的花容月貌？还是喜欢眼前残疾的她？这种拷问把人逼上绝路。我以为，这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从感官走向情感，从激情走向理智，正如我们从年轻走向死亡，它是一个与生俱来与生命同在的过程。这个休戚与共的过程叫它什么呢？爱这个字，有时还显得太轻了些。

      当下，我是她最亲密的朋友，是她惟一的保护人，是她后半生的依托。有时我像密友，有时像兄长，有时像父亲，但我更多的角色是丈夫。她不断地叫我的小名，像年轻时一样……

尽一切努力恢复妻子的健康，我永不放弃。

      在我身后，妻子曾深情注视。

      现在，我是妻子坚实的依靠。

     曾经风韵十足的妻子老了、残了，可我依然是她的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