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旧文

(前言：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好朋友李霁宇的夫人彭伯玲去世了。小彭在十多年前因车祸而成为植物人。在他的爱人李霁宇不懈地努力下，不断地呼喊着她的名字而苏醒，成为一个奇迹。而在以后的十几年间在李霁宇的精心照顾下小彭的智力恢复了80%，成为又一奇迹。但岁月催人老，小彭还是走了。而他们夫妇书写的真情感人的爱情故事却永留世间。中央电视台的“讲述”栏目曾经播报过他们的故事。如今小彭走了，愿她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愿霁宇节哀顺变。我将8年前的文章翻出置顶，对这对夫妇致以崇高的敬意，对小彭的过世致以沉痛的哀悼：)

见李霁宇“开博”

 （发布于2006年11月）

    10月6 日那天突然发现李霁宇“开博”了，这是我在今年中秋节当日得到的最好的消息，真的从心眼儿里为他高兴。

    9月9日是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通大学，再往前是北京铁道学院）110周年的校庆的日子，在北京的同年级学友有一小聚，并倡议明年在北京再次聚会庆祝大学毕业40周年。中秋节这天我给李霁宇发去短信要他的EmiL邮址，准备把同学聚会的照片发给他。同时打开电脑，试图从Google的“谷歌”网中“搜索”他的信息，得到他的邮址，不想竟搜索出李霁宇“博客”。也许当今“开博”的多如繁星，可几乎所有人都与自己不沾边儿，也就“视而不见”。但李霁宇“开博”，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不但要看，而且一定要写上几句。

    李霁宇和我同是1962年入学的原北京铁道学院的同班同学，所在的班级是“铁道运输系运输组织专业”62——1班。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在学校整整待了六年。六年中，我和李霁宇虽不能称为“莫逆之交”，但也是志趣相投的好同学。

    记得李霁宇在大学期间有两项“特长”，一是绘画。在1963年春天，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我们，在学校的组织下去京郊门头沟农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西直门至门头沟的火车上，李霁宇用笔记本上的白纸为我画了一张‘素描’。头戴棉帽、脸上架着眼镜的瘦瘦的我留在了纸上。这“素描”虽称不上经典，但对于刚刚十八岁的他来说是绝对精彩的。四十多年来，这张“素描”我一直保存着。在此后的六年中，不管是班级的、年级的或学院的有关美工、美术的活计都会有他的参与，他的画功技巧也愈来愈纯熟。

    李霁宇的第二个“特长”是作诗。那时候，我似乎还没有发现他有写小说的天赋，他的文学爱好突出表现在他对诗歌的喜爱上。在‘文革’前的大学生活里，广泛的存在‘革命文艺’活动，每逢重大的节日，都会由学生自己组织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而我们班级组织得最多、最精彩的莫过于“诗歌联唱”节目。其中歌与歌之间的诗词往往由我、李霁宇和后来在北京交通大学做了教授的杨浩三人来完成。在‘创作’的过程中，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而李霁宇那种四川人特有的倔强和坚持往往使我和杨浩败下阵来。在那“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年龄段里，我们会自觉得我们“创作”是完美无暇的。

    李霁宇的性格里除了倔强和坚持，还有着一般同学所不具备的近于女性的细腻及温和。而且，用现在的流行词语来描述李霁宇，他的外型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酷哥”、“靓仔”。

    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后，李霁宇有机会分向他家乡的方向——但还是远离了他的家乡，分到了位于云南省的昆明铁路局......

    在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的年代里，我们都在各自的分配地老老实实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十几年音信全无。八十年代初才渐渐地相互有了消息。从别的同学那里得知，他当过工人、去铁路局报社做过记者，而后又离开铁路去搞文学创作了。还得知他娶了一位漂亮的夫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的夫人为了他，舍弃了在成都较好的工作条件，追随他到相对艰苦的云南来......

    八十年代末的一天，终于得到了他的直接消息。当时，我在北京火车站工作。那天突然接到在北方交通大学任教的杨浩同学的电话，告诉我李霁宇打了多次电话给我办公室，就是找不到我，只有让杨浩转告。他的夫人彭伯玲要出差到北京，让给以出行上的关照，并且提出一件要求，说他夫人喜欢跳舞，如果有可能，找一下舞会的票，让她感受一下北京的舞会是“啥个样子”。也真是“天缘巧合”，那天不知是谁将几张北京饭店的舞会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一边接着电话，一边‘满应满许’地答应着一切照办。

    过了两天，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有一姓彭的女同志来访时，那一定是彭伯玲了。

    当彭伯玲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见到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士，秀美的脸上挂着极具亲和力的笑容款款走来。虽然是严冬季节，她穿着大格子的长裙，肩披素雅的大方巾，显得十分静气。

    彭伯玲向我讲述她此行目的，还没有来得及讲李霁宇的境况时，办公室主任已经第二次催我去主持车站办公会议了。我非常抱歉的同她告辞，并没有忘记把舞会的票交给她。告诉她我实在没有时间陪同前去，只好由她和她同行的同事们去了。其实，我那时根本就是个“舞盲”，去了也白去。她还是感到很满意，表示感谢而去。

    三天后，彭伯玲离开北京前，特意来告别，并对让她去那次舞会表示感谢，盛赞北京饭店舞会的高雅气氛和热情周到。

    在1996年的北方交大校庆时，我见到了李霁宇，那时他已担负了云南省文联和昆明市文协的领导职务，已到天命之年的他依然显得那样年轻并富有朝气。

    不想在以后的年月里，却听到了很不幸的消息——彭伯玲遭遇车祸，成了植物人，我们都为这不幸感到痛惜。而后几年又得到消息，由于李霁宇不离不弃地用爱心、用抚摩、用呼唤创造了奇迹——彭伯玲苏醒了，恢复了知觉和意识，我们深深地祝福他们，并被李霁宇对爱情的忠贞所感动。

    在2003年底，我和我的夫人应邀去北京郊区的九华山庄参加一个活动。22点多钟，活动结束，我们回到山庄住宿的房间。我随手打开电视，又出现了一次巧遇，电视里正播放的是中央10频道的“讲述”节目，李霁宇正在讲述他和他妻子彭伯玲的故事。我一面招呼我夫人赶紧来看，一面掏出手机想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同学们。但真不凑巧，手机里竟没有存下一个老同学的手机号码，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同学的住宅电话，打通了的回应是去外地了，也无法联系。无奈之中，节目已结束，可留下了希望，节目明天下午有重播。第二天上午赶回办公室，忙不迭地找出电话本，给所有能联系的老同学打去电话，并且联系到李霁宇。他说已有看过节目的同学来过电话，感谢大家的关心，并且讲到彭伯玲恢复得很好，在别人的扶助下可以下地走一段路，记忆和智力已恢复到出事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以后的两年里，我有机会两次去到春城昆明，两次我都想法见到了李霁宇。还没有从岗位上退下来的他，在事业和家庭的重负下，和当年神采奕奕的他相比明显的老了，但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

    两次，我都没有提出去看一看彭伯玲，这似乎有些不可理解。其实，我有我的想法。其一，我不去看病中的女士，实际上是出于对她的尊重。一般女士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病容病态呈现在不十分熟悉的人面前，她们宁愿让人留下原有的美好印象。其二，对于并不能给于实际帮助的探望，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反而为接待来访，给主人增添麻烦。我见到李霁宇，把我及我的家人对彭伯玲的问候通过他转达可能更恰当些。在第二次昆明之行时，我表达了这个意思，李霁宇表示了理解和同意。

    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首在网络上窜红的歌曲——“两只蝴蝶”，并且也学会了它。每当我唱到“…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一只伤残的蝴蝶，在紧张地加快抖动着翅膀，想飞得更快更高些。另一只健全的蝴蝶不离不弃地在她的前后左右飞来飞去，似乎在鼓励着、带动着她向前飞去......李霁宇和彭伯玲不就是那两只不离不弃的蝴蝶吗，是啊，对于相亲相爱人来说，爱情的春天，永远不会有天黑。

    做为朋友，我几乎保留有李霁宇从“有人敲门”到“风逝”、“壁虎村”......“黑拉山民谣”等主要作品。须知他的好几部作品，都是在担任着领导职务并且是夫人病重期间，在生活和工作压力极大的状况下完成的。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

    读李霁宇的作品，你会感到他提供给读者的，绝不是一份没有营养的文化快餐。而是一份份饱含着真情、充满着友情，真诚、真实、并略带有川味的营养正餐。那里有他真实的生活体验、有他对现实的认真判断、有他长期从事创作而获得的丰厚文学积淀。而更多是他对精彩生活的不懈追逐，对纯洁爱情的忠贞不变。读之，会受益非浅。

    如今，李霁宇又“开博”了，使我感动又艳羡。李霁宇在离开岗位之后，又为自己开辟了新的阵地，继续着他对新生活的追逐。祝贺他，愿他的文学生涯青春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