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忆父     2010.10.16

金秋十月，正是菊黄蟹肥的季节，又是这个城市每年一度博览会开幕的日子，满城都在弥散着桂花久远而淡雅的清香。久雨后太阳总算露了脸，以它的温暖给重阳节带来一缕安定，就像享受重阳节的老人那般祥和，然而，父亲却不在了。

今年的重阳节离父亲的生日不远，他八十寿时我们全家曾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如今，我只能用隔世的想念来追忆父亲。

父亲在世时一生淡泊俭朴，对节日尤其是民间节日的意识向来淡薄。记得我青涩少年时，即便是春节也多在父亲单位的食堂就餐，往往是空荡荡的食堂里，唯有我们一家三口围着大饭桌，冷清地就着少油寡味的菜，好在家人胃口都不大，对吃食从不挑剔。至于同伴的新衣、同院孩子的新玩具，对我几乎是奢望。家里少有节日的气氛，故从小也让我养成了没有过节概念的生活习惯。按说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应比大多人家过的更好，但父亲对生活从无奢求，对当时社会上推杯换盏现象也颇有反感。那时我身边也常有同伴质疑，我也同样是不以为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习惯了这种生活。许多年后的新婚时，爱人要添置些炉灶餐具，我还甚觉太婆婆妈妈了，这多是受父亲的影响。现在想来，父亲的生活习惯或许和他艰难颠沛的经历有关。父亲幼年丧母、和祖父也是分多聚少，且青年时又丧父，兄妹四人从小即四散分离，自立后他们中最远的去了新疆，其次为北京、南京和江西。唯一一次的兄妹四人团聚还是60年在杭州，此后也难得见面。至于故土的概念已很淡薄，而乡情则更是陌生了。

父亲的祖籍说来有些模糊，追溯至满清嘉庆年前（1820年），祖籍应是山西大同县的杨家庄（那个区域也是我国杨姓始祖的发源地），听仲平伯说大约在道光年前后移至热河凌源。9.18事变后，爷爷将凌源的家人牵至德州，后又定居济南。听父亲说过当年爷爷曾想把家安置在北京，因战乱的原因而能未实现。由此，他们兄妹四人便有了后来档案上籍贯的不同填法；大伯与他们兄妹三人同父异母，常年独身在外，他籍贯填的是凌源。父亲参加工作时爷爷就在身边，他让父亲填的是北京。三叔生于凌源，不知什么原因他填的也是北京。姑姑生于济南，经七七事变逃难后，又随爷爷工作调动回到济南，她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时爷爷已故，因此她填的是济南。他们对于祖籍的不同填法在文革期间曾给大伯、尤其是父亲带来许多麻烦，双方组织上都多次进行过外调，这也给蓄意迫害父亲的“造反派”找到了口舌。尽管他也向组织说明过，但估计作用不大，于是他便不再解释而听任之了。“解放”后，在他恢复工作的一次报告会上他又提起了此事，但时过境迁没人在乎这事了。父亲离去后，在他的告别会上，听主持人介绍说他“籍贯：凌源”，我才知父亲已把他的籍贯作了改动。其实凌源该说只是他的出生地，通常籍贯是指前三代五服的定居地，而父亲的前三代是否定居过北京、或仍在大同，现已难考证了，即便在那里又如何追根溯源呢？

印象中的父亲一直很忙，退居二线后才对节日的意念逐渐浓厚起来，这也许是他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子女身上？或对诸事都认为可放下心来的缘故吧。在南方多年，他始终保持着北方人爱吃面食的习惯，常无师自通地变着花样做出各种面点来，让人惊叹不已。

爸爸写得一手好字，我曾想学可总也不像，记得他曾给我看过一封爷爷给他的书信，感觉他的字就是爷爷字的临帖，可惜那封信该是在文革时毁了。文革期间“靠边站”的那段日子里，他学上了美术字，就是写大幅标语的那种宋体字，且写的很漂亮，也恰是始于这个兴趣让他陷入了文革遭迫害的噩梦境地。原以为可信任的人也避之不及，甚至落井下石，欲加之罪让他在牛棚里几乎不能自拔，然而他靠着信念终于是挺了过来。

父亲走后的第一个重阳节里，我想告诉他：我们每天都在想念他，他永远是我们生活中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