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从仰光直冲到曼德里，曼德里是战略要点，有第5军200师驻扎在那里，他们在城市的左边，右边是英国人驻守。日本人7个师团冲进来，英国人一下子就跑光了，日本人又从右边迂回包抄，把200师包围住，200师最后伤亡惨重，连师长戴安澜也牺牲了。英国人的不抵抗政策，导致缅甸很快沦陷，日本人直接打到云南。日本人很残忍，经常使用毒气。接到撤退的命令后，我们第49师越过掸邦高原，回到云南，先后经过西双版纳、南桥、车里、法海、思茅。后来在思茅驻扎下来，部队刚到思茅，那里发生了小地震，当时我们也搞不清那是什么原因。从缅甸撤退到思茅，我们共用了一个月零六天；由于长途奔波劳累，部队一歇下来休息后，就开始大面积发病，最多的时候一夜就死了80多个人。那时我负责整训少年队 (12~14岁的少年), 职务升为中尉，当时少年队的司务长也发病而死，死的那天他喝了18壶开水，可最终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不久，少年队就解散了，随即回到师部当参谋月余；半年后，部队整改，第49师被划到第5军，被派到云南镇康驻防，我随部队出发，途中得病，经顺宁野战医院时住院治疗。6个月后，部队奉命到元谋驻防，经过顺宁时我回归部队；在元谋一年多后，部队又移师昆明，师部驻扎在金殿，我们145团驻扎在一个叫羊肠大村的地方；又过了9个多月，我因疟疾反复发作（时好时坏，一年多了），被调到四川江津县中央陆军通讯兵学校当技术教官,此时身兼数职：迫击炮排排长、特务排排长、江津纠察队队长，军衔为上尉。1946年,学校搬到马鞍山，我任警卫队队长。2年多后，因国共战争,学校先是搬到湖南耒阳，大概七八个月后，又搬回四川江津.

      1949年四川解放, 我被判了5年刑,一直在修成愉铁路，直至1956年释放. 1950年时遇到过土匪,将所住营房烧毁,个人从军证明等全部烧毁.1956年到浙江上虞砖瓦厂工作,因工钱少养家辛苦,遂动了偷渡去香港的念头,谁知香港没去成反被抓判刑10年，又在乔司改造了10年.1969年邢满释放后回到家却成了历史******分子，饱受折磨.邓小平复出后, 我也摘帽了，从1978年开始在全县几个学校教授英文, 1994年，因年老体弱才要求回家，前后教了16年, 到76岁回家时连一分退休金也没有。现在收入只有黄埔同学会每月发的541元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