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这是个名气很大的组织，中国所有现代史和党史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易礼容1919年6月加入新民学会，并对新民学会的活动提出过不少建议。但史书在评价新民学会的时候，从未提到过易礼容的名字。1920年毛泽东、何叔衡和易礼容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任经理。他们三人朝夕相处，商谈如何解决湖南省发生的各种重大问题。文化书社除传播文化外，还是联系各方革命力量的重要机构，这一点史书也必然提到，但仍没有出现易礼容的名字。可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的老伙伴，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1918年，我和几个朋友一道，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易礼容，后来当了中央委员。”(《西行漫记》)毛泽东所说的“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是指1927年4月易礼容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五章里也提到易礼容：“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1920年11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张国焘说中共召开一大前湖南已有共产党小组，易礼容便是小组成员。

　　易礼容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之后的湖南第三名共产党员。“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湘，8月某日，毛泽东来文化书社邀易礼容到对面竹篱前谈话，毛泽东说要在湖南建立共产党。他听了毛泽东的介绍，就表示赞同。过了几天，毛泽东约何叔衡和他去清水塘商谈组党的事。当场决定成立由他们负责的‘三人小组’，到10月发展成湖南的第一个支部。毛泽东任支部书记，何叔衡和易礼容为支部委员。”(陆象贤：《缅怀易老》)

　　1921年入党的老同志，又是毛泽东介绍的，不说是党的创始人，也应算党的元老了吧。可1949年以后，易礼容却成了民主人士，担任的职务仅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与他的革命经历很不相称。

　　党的“五大”之后，“5月23日或24日，陈独秀找我谈话。他说：‘长沙马日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我回到长沙，即展开恢复省委的工作，担任省委负责人。6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成立临时省委，我任军委书记。实际上毛泽东未具体管，省委仍由我负责。”(易礼容1982年10月11日谈话记录，下同)

　　易礼容负责省委工作，没参加党的“八七”紧急会议，湖南参加会议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刚走，共产国际代表两人从武汉到湖南，在长沙俄领事馆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我、夏明翰、饶漱石(英语翻译)等。时间大约是8月4日或5日，开了个通晚。会议内容，由俄国人提的，要我们签字打倒陈独秀。我们提出：一、不赞成打倒陈独秀。二、不赞同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只能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或从政治上没收。三、湖南的合法运动行不通，要搞武装斗争;“七一五”汪唐叛变，我们愿上山打游击，请中央发2万支枪，拨20万光洋给我们。我们问俄代表：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这一晚的会议，未作结论，当时有会议记录可查。俄国人在此会上未达到目的，就回武汉去了。后来毛泽东从武汉回长沙时告诉我，俄国代表在‘八七’会议上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毛说，湖南省委做了许多工作，你们在此说风凉话。他们是在前线对敌斗争。因俄代表之故，‘八七’会议之后就撤销我的省委书记、军委书记的职务。”(同上)并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我是被中央撤职的干部，没有工作，在长沙等安排。1927年12月，瞿秋白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时，我找过几次省委书记王一飞。我向他要求去安源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同志一道打游击。他答复两条：第一，我同意你上井冈山;第二，你自己走，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结果发给我30块大洋作路费。于是我在1928年春节那天离开长沙，前去安源……在安源，我派人去井冈山茅坪找到了毛泽东同志。毛看了我的信后即回了信。大意说：我到农村六个月，斗争六个月，中央、省委没有一个与我联系。今接来信，我很高兴，你是头一个同我联系的人，真是空谷足音。——空谷足音，这是原话。他还说，我们昨天晚上开会，决定由你担任行委书记，我任前委书记，希望你快些来。信由交通员带回……当我接到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时，恰好中央连续来了两个命令：一是调我任长江局秘书长(当时长江局的书记是罗亦农);另一个命令调我去江苏省委任农民部长。我历来主张打游击，但由于上级的命令，只好告诉那个交通员，说我不能去井冈山了。”(同上)于是易礼容把妻子儿女留在长沙，只身前往上海。从安源到上海一路艰难险阻，1929年初才到上海英租界(江苏省委所在地)。路上耽搁的时间过长，上海形势发生变化，有人叛变告密，他在英租界也呆不住了。易礼容1929年9月被迫去日本东京，从此与党失去联系。

　　关于“八七”会议有不同版本，如出席会议的人数、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会议的主席等。但对召开“八七”会议的目的是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的说法是一致的。撤销陈独秀职务是共产国际，即斯大林和布哈林决定的，他们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身上，为自己开脱责任。这个决定是在莫斯科作出的，派俄国小青年罗明纳兹到汉口来执行。所以在会议召开前几天便派人到长沙“做工作”，易礼容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对易礼容简单介绍后，便可转入正题———“文革”期间我和他的交往。

　　我初次见到易老伯大约在1949年夏天，我们中学从晋察冀边区迁入北京不久。易老伯的女儿易达美是我同班同学，我到西酒醋胡同易老住所找达美时，第一次见到易老伯。进屋前听到易老在屋里大声说话：“不用买，我的鞋子好好的。”易老夫人俞先生开门，对达美说：“我给你爸爸买鞋去。”易老站在屋子当中，五短身材，中式短褂，没穿干部服。头发不整齐。达美说：“这是程宏亮。”“程宏亮!”易老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重复了一遍我在解放区使用过的名字。1976年10月6日电话里又传出浓重湖南口音的“程宏亮”，易老激动地告诉我：“那四个人抓起来啦!”“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我最先是从易老那里知道的。现在叫我程宏亮的人已经不多了，只有边区联中的几个老同学。每听到这个名字，便想起易老伯，想起他敦实的身材和不修边幅的衣着。

　　认识易老伯后虽不时看望他，但不值得细说，因为他把我看成孩子，我把他视为父执，不能平等对话。一天我到他赵登禹路住宅去看他，坐在客厅里无话可说，便走过去看一棵大橡皮树，易老以为我喜欢橡皮树，便说：“送你啦!”我家里哪儿放得下呀，连忙谢绝。易老慷慨好施，他家里的东西，只要你喜欢，他一定要送给你。他知道我爱看书，经常把看完的书送给我。

　　我和易老“平等对话”已经是“文革”期间了，那时他从赵登禹路搬到石碑胡同。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给我打电话，叫我上他那儿去。我那时已经被打成牛鬼蛇神，失去行动自由，但还是偷着去了。他对我说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是重大事件，并在纸上写道：“倒刘，大乱!”刘位置的变化引起我的注意。我不敢久留，脑子里带着一个大问号走了。红卫兵打派仗后，顾不上管我们了，我隔一两天便上易老家去。我上街看大字报，回来向他转述，由他分析。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并要求批斗刘少奇。我骑自行车沿中南海绕了几圈，只见旌旗蔽空，杀声震天，把中南海围得铁桶一般，我把看到的情景告诉易老。

　　一次，我看大字报回来告诉他，王、关、戚被打倒了，他说这算一次胜利，但并非了不起的胜利，“中央文革”并未伤筋动骨。只有打倒江青、康生“文革”才能结束。但这两个人决不会被打倒，因为他们是抗衡林彪势力的中坚力量。林彪势力越来越大，如不加抵制，林会有二心。毛泽东聪明过人，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易老的这番话让我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易老认识中国革命很多的重要领导人，谈起他们来如同谈起老朋友。他称毛泽东为润之，张国焘为国焘。同刘少奇、李立三、李维汉等也都很熟。在长沙办文化书社的时候，他们两对夫妻———毛泽东和杨开慧，易礼容和许文煊———同住在长沙清水塘的一所房子里。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写道：“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1920年便激烈争论，可见他们多熟了。他曾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到安源做工人运动。他说中央专案组逼他写毛泽东十次去安源，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一想便是刘少奇。易老说他同刘少奇很熟，进北京后刘曾去看他，并说：“有事找我，你的事我可以解决。”他没找毛、刘，也没找其他了解他历史的人。易老定为行政七级，直到95岁才升为正部级。95岁提级的人，中国只有易老。

　　1967年11月易老被关进秦城监狱，1973年1月释放，关了六年半。我们中断了联系。一天电话铃响，拿起来是浓重的湖南口音：“程宏亮，你到我这儿来，我请你吃湖南腊肉。”这时他已搬到三里河南沙沟了。我见到劫后余生的易老伯，让我惊讶的是经历了六年半的铁窗生活，样子一点没变，说话仍底气十足。他讲起在监狱中所创建的一套健身操，要点是每天抚摩脚心数千次，脚趾数千次，小腿数千次。他告诉我，每周在硬椅子上睡一两次觉，对身体有益。他劝我试一试，我都做不到。他从监狱出来后的一个夏天，我在街上看见一位老人，头戴草帽，身穿背心，肩上斜挎着一个军用水壶，在人群中大步行走。我觉得老人面熟，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易老。这时易老已年近九十，身体仍如此健壮。他见到我要我跟他回家。我们徒步走到他家。那时我侄子从农村返回上海，找不到工作，我在谈话中随意提起。没想到他说：“我来帮着找找。”说着便坐下来写信，字有如核桃般大。写完把信交给我说：“找找我这位小朋友。”我嫂子拿着易老的信找他的“小朋友”，原来“小朋友”已经七十多岁了，时任上海工会副主席，他替我侄子安排了工作。

　　易老伯1997年去世，去世前我到北京医院看他。他已经看不见了，听力也很差，非对着耳朵大声喊不可，但脑筋非常清楚。他女儿对着他耳朵喊：“程宏亮来看你了!”易老伯马上大声说：“程宏亮!”这是我最后一次听他用浓重的湖南话喊我的名字。

　　易老伯对1927年以前的党史了如指掌，同很多历史人物接触过，跟我谈过一些。但我那时对党史很不熟悉，没有向他提问。现在想起来非常可惜。如果我熟悉党史，向他提问，并把他的回答记录下来，那将是多么珍贵的史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