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在北大“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共有589名学生，到文革结束共被处决八人：黄宗奇、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吴思慧、张锡琨、黄立众。

今天说的是其中历史系才子——沈元，1938年生人，曾在中国的历史学界掀起过不小的风浪。

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有说是文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18岁时私下翻译并评议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长篇“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绝对是“第一人”，也是“唯一者”。

当时校园里广泛讨论两个问题：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第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

赫鲁晓夫仅归结为个人崇拜，而沈元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

1957年，在中央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的背景下，沈元主导创办《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然而左翼进步的沈元却在北大“五一九”运动之后，因为平时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与激进左派学生辩论，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被打为“右派”。更被上级认定为“极右”，指出他的《准风月谈》是向党进攻，并追溯其对“秘密报告”的评议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1958年沈元被北大开除学籍，送北京西郊农场劳动改造3年。

1961年，沈元摘“右派”帽后，由于被北大取消了学籍，不能再回学校继续学业。于是他一头钻进北京图书馆自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写出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之后，经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推荐，受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的赏识，录用沈元为近代史所实习研究员。

1962年，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的黎澍，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选出《急就篇研究》在杂志上发表。《急就篇》原是汉代的蒙学课本，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超越了大学问家王国维（仅为考订，不指学术水平）。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他凭借在史学、文学，和音韵学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视角，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

这一年，沈元只有24岁，已然是一名杰出的青年历史学者。

1963年，沈元完成文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多字，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从中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发了整整一版，整版摘录极其罕见，史学界又一次被他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

之后沈元又写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在研究所向人民日报推荐文章时，此文与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同送审，人民日报的编辑最终采用了沈元的文章，完全以文章质量取胜。

这一年，沈元25岁，已是史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不过也被某些人称为“右派明星”。

后来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派人来调查，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但以后少发他的文章。

1964年，沈元利用故宫的材料撰写了科技史文章《中国历代尺度概述》。《历史研究》副主编丁守和觉得此文无关政治，不忍心埋没这样的优秀文章，在沈元的再三恳求下，顶压发表，这回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之后还是有人发觉了，研究所党委书记找丁谈话，下了最后通牒：“中宣部刚发通知，你们怎么又发沈元的文章了？以后不要再发了，免得给你们也给我们都带来麻烦。”

这篇文章遂成了沈元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这一年，沈元26岁，一个学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此被彻底封杀。

当文人遇上时代，政治便永远是他们的劫。

1966年，WG浪潮席卷中国，知识分子相继被打倒，年仅28岁的沈元被列为要打倒的“历史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之外，其他9人都是历史界大师级人物。可见此时沈元史学造诣之深。

沈元这个“右派明星”在WG开始即遭受到非人的迫害和摧残，被斗得死去活来。

1968年，实在忍受不了批斗和躲藏的沈元选择用油彩乔装成黑人闯入苏联驻华大使馆（《文革受难者》所说他进入马里驻华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结果大使不敢收留，通报中国政府逮捕了他。

沈元于1968年9月1日被捕后一直在狱中关了一年多未被处理。

1970年，为了给中央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树立“样板”，北京市当局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所谓“反革命”罪犯。

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通知。《通知》关于沈元的“罪行简介”全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其母系右派分子。沈犯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积极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简介文字之后，批注有“死”字样，4月18日，沈元惨遭处决。

这一年，沈元32岁，想逃离那个变态时代的他最终因此而丧命。

1980年春天经过多次上访，沈元的亲人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内容为：

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在沈元被杀十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终于交到了沈元老母亲的手中，她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却也只能留在历史当中。

沈元的一包文稿，在WG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幸亏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之后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

引用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的一段话：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与历史学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文字，而且是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瞎，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尽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