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元（1938年－1970年4月18日），中国历史学者，被政治运动葬送的史学天才。

生平简述

空负不世出之才，沈元未能如其自我期许成为历史学大家，反而成为文革死难者。

原籍浙江，一九三八年生於上海。据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记：“沈元是我的亲表弟，小我6岁。”“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著政府撤离到西南，接著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一九五五年以全国高考文史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据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志存高远，入学未久即对同学表示：我们就是将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如此学业，如此放言，一时颇为引人注目。在北大学习期间，如其致师信中所言：几无片刻休息。有大量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一下课就跑去图书馆，每餐後也尽速赶去等图书馆开门，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然而敬业读书的学子却始终被目为“走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

不幸，在刻苦钻研同时亦曾关心时事。一九五六年，在图书馆看到刊载蘇联赫鲁晓夫关於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的英文报纸，遂将其主要内容译出并与同学议论：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居然不是信史；二、斯氏罪恶实有其制度根源。因此被当作极右学生批判。至1957年反右运动时，本来宁愿在安静的读书环境中求知探史而不想厕身政治运动的沈元终被划为“右派份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备受歧视摧残。

一九六一年“摘帽”之後以病弱之身回到北京。此後即闭门读书，不问时事，潜心研究历史。

一九六二年，沈元的研究论文被推荐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主任刘导生。又经刘推介给历史学家、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所副所长黎澍。黎和其他历史学家看过这些论文後皆感震惊（据说郭沫若有言“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同声赞叹其为难遇之才。而此後四年间，沈元命运在明暗两界竟呈炭冰之判。

震动史学界的第一篇沈元作品是《〈急就篇〉研究》，由《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在数篇沈作中选出在该刊发表，是从汉代蒙学课本中探求当时社会心态、研究出汉代社会状况。黎澍并将当时处在街道居委会管下的沈元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安排在丁守和领导的思想史组。其後，沈元又在《历史研究》发表过属於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署名“张玉楼”），两文均被《人民日报》转载，前者得摘要一万字，後者则系全文。如此际遇引出“沈元道路”一语，使学术界由衷欣喜。黎澍：“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周予同：“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

然而当日形势之一面是学人激赏，另一面却是当道左派如临大敌。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共主掌意识形态部门中宣部诉告，意谓沈之扬名是白专压倒红专，副部长周扬遂指示学部调查，以贬抑“沈元道路”，继因丁守和对《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爱不忍弃，使其另名发表，又被阴状告至最高（由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压住，亟告好友黎澍“注意”即收敛），致使专心於学术的沈元在学术界被屏蔽无声。值得一提的是，现今存世之关於沈元的记述中，无一处显示当年左派对沈元的文章学术有何意见，其一片咻咻，纯是欲以人废言及“宁草勿苗”的霸道。

迤至“文革”，文事皆休。“摘帽右派”沈元被扫地出门，非但不能再做学问，连存身度日也难。夫妻二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骚扰揪斗。一九六八年，原本在生活中一贯循规蹈矩的一介书生沈元求助无地，惶急之中异想天开，以黑鞋油涂面扮装黑人欲进入某非洲国家驻华使馆，被公安逮捕。公安部门竟将沈案交近代史所作“群众讨论”，高压之下，乃无一人敢替沈元说话。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中，沈元被处死。

“文革”後，黎澍与刘导生提出为沈元平反正名，嗣由北京市公安局重审其案，结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