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父亲冒着凛冽的朔风，赶到了医院太平间。看见尸骨未寒的母亲，他泪流满面、嚎啕痛哭。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流泪。我只听母亲说过，她与父亲患难一生数十载，拢共看见父亲哭过有限的五次：其中四次是因为领袖、伟人作古，顺序是斯大林、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而另外一次，则是因为痛悼英年早逝的老战友、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赖若愚伯伯。

    母亲不幸过早地离开我们，父亲把他对母亲的爱全部转移到我们身上。1982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因为吃螃蟹过敏，脸上肿起的疙瘩老高老高的，父亲连午睡也不睡了，一会儿就过来一趟，不停地问问、看看。当时我的心像针扎似的，又是激动又是难过，激动的是父亲的温存体贴让我享受到了寻常百姓家的天伦之乐，难过的是如果母亲还在世，父亲可能就不必为我的这点小病小灾坐卧不安了。

    在我和西林调回北京，面临选择具体工作的时候，父亲对我们说过一番话，至今都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座右铭。我觉得父亲的这段话也是非常有预见性的。父亲告诉我们，“不要到什么大机关去工作，就到最基层的单位去。那里的领导和群众一定会帮助你们，也一定会保护你们的”。现在，我和西林都即将退休。回首我们各自的工作经历，愈加感到父亲的话是那么正确、那么亲切。

    我的女儿雯雯那时才四岁多，特别喜欢在沙发上蹦蹦跳跳，还不懂事地用小脚丫时不时踹踹父亲的腰。只要我们一吼雯雯，立刻就会遭到父亲的训斥制止。父亲在病重昏迷时，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喃喃念叨雯雯的名字。

    母亲走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在剩下不多的日子里，他躺在病榻之上，做出了一个让老朋友、医护人员和我们都非常惊愕的重要决定：他要重新向党中央暨中纪委写一份报告！这也是他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给党组织的最后一份文字报告。

    1983年1月2日，父亲出现了第一次小便失禁。3日上午，父亲发着烧，侧卧在病床上，他吃力地握着钢笔，慢慢却又重重地在报告最后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7日清晨，我将父亲报告的原件及复印件送到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郑思远叔叔手中，郑叔叔的家就在我们家的楼上。郑叔叔接过父亲的报告，神情凝重地对我说：“我保证今天一上班，就把你爸爸的报告送到耀邦、紫阳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办公桌上！”

    当晚，北京医院北楼负责父亲治疗的钱贻简主任给中组部值班室打电话，第一次报告父亲病危。

    9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来到了父亲的病床前。谈话最后，父亲请习仲勋同志一定转达自己对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感谢。

    1月19日下午，父亲第二次病危。晚九点左右，习仲勋同志办公室来电，询问父亲当天晚上是否过得去？如果危险，习仲勋同志马上就来。钱主任答复：“估计可以挺过去。”

    第二天一早，习仲勋同志和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同志赶到医院，向父亲传达了中央对父亲的口头结论。据恰在现场的父亲在河南的保健医生李士峰主任回忆：“临走时，习仲勋同志对建勋同志说：‘今天我们两个是代表耀邦同志来看你的，你不要有思想包袱，要把病治好。’习仲勋、王鹤寿同志来看望建勋同志后，他受到了鼓舞，他的精神明显好转。”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父亲加快了对我们讲述自己革命历史的速度。父亲还专门给老领导李先念伯伯写了一封寓意诀别的信，他还给李雪峰、杜润生、杨珏、陶鲁笳、李友九、纪登奎、赵辛初、刘子厚、陈兰（邓子恢的夫人）、高惠如（彭涛的夫人）等九位老同志留下了《我的几句话》即政治遗言，父亲在这两份文字材料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在结尾处都写下了一模一样的同一句话：“我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

    父亲在度过第二次病危后不久，输血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排斥反应，高烧不退。宋庆龄副主席曾经用过好几年的英国治疗骨癌特效药，在父亲身上仅用了很短时间就被迫停用了。接着，各种抗菌素也相继失效。父亲开始了与病痛和死神的最后拼搏抗争。有时，父亲会一晚上疼醒三四十次，几乎是彻夜难眠。

    3月中旬，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习仲勋同志、宋任穷伯伯等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到医院探视父亲，李先念伯伯也委派办公室的徐秘书代表自己和林阿姨，送来了老首长的慰问和关怀。北京的老战友来探望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外埠的老战友来探望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李雪峰伯伯亲笔写下的日记里，频频出现了下面这些伤感悲怆的话语：“……健（指父亲，老同志都戏称他做‘刘老健’——作者注）作托孤家纷之嘱”、“下午去看了健，（他）很留恋！”、“老健昏迷，……说话问话均不清了，大约最后之别了！”

    父亲嘴上不说、心里有数。等到探望的老同志走后，他经常半是戏谑、半是苍凉地对我和西林言道：“他们这都是来送我的啊！”

    往往就是在讲完这句话后，父亲不止一遍地叮嘱我们：“我死后，你们要替我和妈妈常去看看他们。记住！不许提任何要求。只能逢年过节，替我们去看看他们！”此时的父亲，常常是话音未落，却早已老泪盈眶、呜咽喘息不已。二十五年来，我们始终是按照父亲的这句话去做的。

    从4月7日开始，已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瘫痪在床的父亲口述了最后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几经斟酌修改，信终于在15日凌晨完成了最后定稿。4月17日下午，父亲侧卧在病床上，颤颤巍巍地在重新誊抄的信的末尾处签上了名字，他的笔迹甚至连我们也难以辨认。当晚，我将此信又送给了郑思远叔叔，再次请他转交。信中说：

    “留在心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党对我的错误的处理问题。我切望中央在我一息尚存之际，能给我做出一个正式的文字的结论。我恳请中央给予指示。”

    六天后，4月23日下午，父亲在太行山时期的老领导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夫妇，还有谷景生叔叔、杜润生叔叔来看父亲。在他们临别前，父亲口齿已经不清楚了，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给耀邦写了一封信……我身体这一关不好过，要搏斗！”帮助父亲表述的西林将“搏斗”二字误听为“波动”，爸爸神智格外地清醒，连连纠正几次：“不是波动。是搏斗！”直到大家都听真切为止。

    看到老领导、老战友要走，父亲连抬手致意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还是分别充满希望地道了一声：“回头见！”不料，这句话竟成为了父亲与他们之间的永别。

    下午，从来不爱吃零食的父亲突然提出想吃冰激凌。我们问过护士和医生后，买回来喂父亲吃了两次。有丰富经验的钱主任暗地里提醒我们，“这很可能是回光返照。”这已是好心的钱主任第二次发出警告了。在中午十一点左右，他就告诉我们，“刘老的情况不好，心脏可能要出问题。”果不其然，晚上七点半左右，父亲的血压降到70/30，钱主任立即组织医生、护士进行抢救。打了三支升压针剂后，父亲的高压一度升到100。

    就在父亲弥留之际，钱主任一边抢救、一边不停地呼唤着“刘老……刘老……”，顽强的父亲也曾低声含糊地回应过两次。

    在抢救过程中，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杜润生叔叔、杨珏叔叔、高妈妈（高惠如阿姨）……全赶了过来，他们始终都守在父亲的病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