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年轻时身体就不好，参加革命后，于1939年在急行军时突然晕倒，经检查发现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疾病。1942年母亲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后来她还得过急性肺炎。解放以后，母亲的心脏病越来越厉害，经常咳血发作，不得不多次住院治疗。之后的十几年间，母亲心脏病发作越来越频繁，“文革”期间，她老人家因为受到极大的刺激和伤害，又患了很久的精神失常症。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母亲的头发仿佛一夜之间就完全变成了灰白。到了1975年4月间，母亲的左肺上发现有一个球形阴影。

    母亲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病房医治。入院后经进一步检查，医生高度怀疑为肺癌。这下子，父亲是真急了，父母亲的老领导、老朋友也都急了。

    北京医院心脏病专家张美芬主任用医务工作者特有的简练语言，在母亲的病历中详细记录下了这一幕：“1975—6—30昨上午刘建勋同志来了解病情及治疗意见。晚在国务院会议室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研究治疗办法。参加者：刘湘屏部长、林佳楣同志、刘建勋同志、林院长、吴洁院长。决定不用放疗、化疗，手术不能做。拟用中药治疗。刘部长建议请（中医专家）余桂清医师与病人谈为治疗心脏病。”

    据父亲的保健医生李士峰主任多年后告诉我们，当时林佳楣阿姨还曾经特意到他住的前门饭店，明确表示了“不能告诉本人、不能开刀、不能化疗放疗、不能告诉孩子们”的四条意见。这些情况，不仅父亲和李先念伯伯生前没有向我们提过，就连健在的林佳楣阿姨也始终从未与我们说起。

    我打心底深深地感谢上述的每一位——衷心地感谢他们对母亲、对父亲、对我和对我的一家的关爱和呵护！说回来，也正是他们的关爱和呵护，再加上医务人员的精心照顾，母亲的生命才得以又延续了六七年。

    1978年3月，经党中央批准，父亲离开河南到北京住院，经专家确诊，父亲除了有严重的肺心病外，还患上了骨癌即白血病。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河南省委领导班子。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是：“刘建勋同志在河南十七年，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不是‘四人帮’的人。但是，建勋同志在河南工作期间是有错误的，……建勋同志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因为现在有病，作了书面检讨。……（中央）决定将刘建勋同志调离河南，治好病后另行分配工作。为了加强河南省委的领导，中央决定派段君毅同志接替刘建勋同志的工作，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父亲和母亲进京后，组织关系、供给关系一直还留在河南，我们又都在郑州各自的单位上班。中央批准由父亲的老秘书王书庆和警卫员门长青两位同志在北京负责照料老两口的生活起居。后来，在当时河南省委个别人的决定下，他们二人被撤了回去，并很快地被分别调离省委办公厅和转业离开部队。在北京父亲和母亲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老保姆，平日里就是靠我们孩子们轮流请假，买米、买面、买油、买药……，运到北京来。我们不少热心的同事和朋友都曾帮助我们担任过这种运输任务。

    那时的北京，居民日常供应还得凭本、凭票，而父亲和母亲连正式户口都没有，所以想吃块豆腐都买不着，更甭说肉禽鱼蛋了。是二姨等亲戚经常把自家的副食本和票证送来，才使窘境得以稍有改善。关于这些难处，好强的父亲和母亲从来不向组织和前来探望的老朋友们提一个字。

    搬回北京后的几年里，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一次又一次的犯病，每次看病、住院都非常不易。父亲因为自己的病也日益严重，行动十分不便，可他又不愿意麻烦中央组织部车队的师傅们，所以难得去医院探望一下母亲。只是到了最后的那一次……

    1981年的岁末，母亲因感冒转成肺炎，致使心脏病再次发作。因为她和父亲在北京都没有医疗关系，姐姐曾经找过有关部门，希望能够按照规定，先给母亲办个司局级干部看病的“蓝本”，但始终没有能够解决。对此，母亲却表现得异常平静和豁达，她只是自我解嘲地对姐姐说了一句话：“唉，我一辈子听党的话，从来不计较什么职务、待遇。真没想到，今天这个职务、待遇会（对我）这么重要！”

    母亲被送到北京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她只能在急诊室的过道上，临时加床“排队”。后来，费尽周折才挤进一个十几位男、女病号混杂的大房间。

    心中有不祥之兆的父亲坚持要到医院看望母亲。从门诊部的大门口到病房，过道不过只有短短几十米的距离，身患晚期肺心病和癌症的父亲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好不容易才挪到了母亲的病床前，自己却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两位老人此时都只剩下双手紧攥、四目对视的气力了，二位老人惟有默默无言、长久静坐……

    新年刚过，1982年的元月二号凌晨，入院不到一个星期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紧急关头，父亲让我们马上找来纸笔，颤抖着给李先念伯伯写了一封自称“不情之请”的求助信。父亲要为革命一生的老妻力争就医权利、生存权利而奋笔疾书。

    父亲的短信全文如下：

    先念同志：

    陈舜英病情极重，现住北京医院南楼，虽说医生已尽了很大努力，但仍不够方便，有的同志建议能到北楼抢救一番，或可回天有术。事关制度，不情之请，请原谅。

    此致

    敬礼。

    刘建勋

    2日

    父亲的这封信，我根本没有想到李先念伯伯会保留下来。李伯伯去世后，林阿姨在清理文件时发现了它。随后，林阿姨连原文带信封一块儿交给了我。她缓缓地对我说道：“要作为纪念，好好保存！”

    林阿姨的话，我是决不会忘记的！

    父亲写完信后，让我立即骑车直奔李先念伯伯家。我见到李伯伯时，他老人家刚吃早饭。李伯伯停下来听紫阳（李伯伯的女儿）念完后，马上就让秘书通知北京医院：“换到干部病房进行抢救！”林阿姨也给林钧材院长打了电话，请求他火速救人。

    当我赶到医院，伏身在母亲耳边告诉这一切时，母亲已经无法睁眼作答。只见她那苍白、消瘦的脸上，干瘪的双唇微微翘起，露出了一丝苦楚而欣慰的笑容，尽管那只是一闪即失，但却永恒地烙进了我的心底。母亲就这样走了。她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声叹息，更没有一句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