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那个夏天仿佛来得格外早。作为“红卫兵”小将，开始我曾经一度误解过父亲，认为他胆子太小，不够“紧跟”。那时，“文革”刚起，广播里接踵传来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揪“黑帮”、斗“走资派”的消息，我根本不知道天大的灾难即将临头，还成天逗从北京到郑州避难的小表弟是“黑帮子弟”、“小黑五类”呢。孰不知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全河南最大的“黑帮子弟”了。

    记得有一天，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郑州九中同学找到我，让我请父亲给他们的红袖标题词。还说有的省某某领导同志仿效毛主席的榜样，也给当地的“红卫兵”写啦！我见到父亲，转述了他们的要求，父亲开始的回答只是“不写！”二字，等我磨蹭到最后，父亲竟勃然大怒，训斥道：“不写，不写，我就是不写！你们小孩子懂个屁！”看到父亲震怒，我吓得蔫蔫而退。

    “文革”开始没多久，局面就开始大乱。父亲忙得团团转，根本回不了家。因为当时中央发了通知，要求收缴一切刀具和枪支，母亲先是让工作人员把李先念伯伯送给我的非洲部落酋长大刀（是他在郑州接见马里外宾时，外宾送给他的），还有亲戚送给我玩的两把藏族餐刀，再加上家里的一支破气枪，统统上交给了省委警卫处。再后来，“破四旧”之风愈演愈烈，母亲又让我和阿姨把许多保存多年的老照片，还有她穿过的旗袍、高跟鞋塞进了烧洗澡水的小锅炉里，统统付之一炬。我记得就是在这个小小的锅炉房里，曾经堆过煤块儿，黑黝黝的闪闪发亮；曾经放过王任重、张体学叔叔送的湖北特产红、白菜苔，红绿相间的叶子水灵灵的；也曾养过川军投诚将领范绍曾（时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送来打伤的野生水禽，羽毛是雪白雪白的……而在那一瞬间，这些美丽夺目的色彩、这些祥和温馨的回忆都随着熊熊燃烧的烈焰灰飞烟灭了。直到今天，只有母亲斜靠在门框边的身影，茫然无助的眼神和那惨无血色的脸庞，永远沉淀在了我脑海的最深处。

    回过头来说，那时以父亲为代表的河南省委成为了全省造反派的众矢之的，而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更是首当其冲，自然成了河南省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幸的是，父亲“文革”初期即奉命离开了河南。1966年9月初，中央正式下令调他到华北局任书记兼北京市委常务书记。父亲清楚地记得，一下飞机，他就开始陪着新市委的领导李雪峰、吴德等同志一道，像演员赶场似地分别到各大专院校接受批判，检讨所谓“派工作组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父亲晚年告诉我，市委被夺权后，1967年1月中的一天晚上，天刚黑没多久，还不到前半夜，他们就都被工人造反派给拘留了。父亲和吴德伯伯被关在一间屋子，高扬文、丁国钰被关在另一间屋子，但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楼里。后来，父亲还曾有一段日子被单独关押在地质大学的地下室里。

    再后来，党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谢富治任组长，郑维山、傅崇碧和父亲等人都是“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由于成了“革筹”小组的成员，父亲虽然还被关着，但开始有了进出的自由，父亲就利用这个条件经常给吴德伯伯等人传递消息。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在此之前，吴德、父亲和高扬文三个人轮番在千人的会、万人的会上又被折腾了个把月，牵来牵去检讨了十几次。最后的一次是在东郊体育馆召开的北京市属机关造反派代表万人大会上。最终还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他们几个人重新出来工作的。父亲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兼农林组的组长，并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任组员。刚开始父亲还参加过几次会议，以后就不参加了。7月，中共中央决定父亲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8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任命他为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从此他就被中央调回河南工作去了。

    在父亲调京的这近一年里，我们家也并未能幸免于难。1966年底，正在住院的母亲因为受到株连，被赶回家中。很快，造反派又来抄家封门，母亲只能转移到在新乡市军工厂当技术员的姐姐家中暂避。

    1967年的春天，我所在的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大会，只有一位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归国华侨林敬伦老师敢和我共坐一条板凳。我俩龟缩在最后、最远的角落里，都希望能够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除了林老师外，学校上千名老师和同学中，几乎没有一人敢公开对我表示出丝毫的恻隐之心。

    回到家里，机关中和社会上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如同过江之鲫似地轮番登门抄家，而打的旗号全是冠冕堂皇、如出一辙的“搜查黑材料”。结果“黑材料”没有找到只字片纸，最后，倒是连我自己用节省的零用钱添置的制作晶体管收音机的钳子、烙铁和螺丝刀等工具，还有姐姐结婚时男方家送的日常用品，都统统被造反派当作战利品抢走了。

    记得有一天，一个和我同校、只比我低一两年级的男同学，跟着他的爸爸也来了，他一眼就看中了父亲卧室床头柜上的玻璃台灯，抱在怀里死不撒手。那时，我气愤之极，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大声吼道：“这是我家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黑材料，你给我放下！”直到今天，只要我闭上眼睛，彼时彼刻他们父子二人相互对视的惶恐眼神和狼狈表情，依然历历在目。至今，我还特意把这个劫后余生的台灯一直摆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作为那段荒诞岁月的物证。

    白天，我在省委机关大院里看大字报，一些干部一改常态，对我又是辱骂，又是哄骗，非逼着我揭发父亲不可。半夜，我溜到省委门口偷偷地撕墙上的大字报，结果让那些造反派发现了，数百人将我团团围住，他们狂热地高喊着：“把他送到‘公安公社’（当时河南省最大的造反派“十大总部”的核心骨干组织）去！把他送到‘公安公社’去！”……万分危急时，亏得是省委机关电话班、幼儿园、公务班的那些阿姨、叔叔们及时赶到了，把我从那些人手里抢了出来，否则，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第二天的太阳。

    196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呆在抄家封门后留下的那间不足七八平米的小屋里。突然，有人轻轻地敲击窗户玻璃。来人是纪登奎叔叔的警卫员小唐。他领着我翻过墙头，坐上一辆破吉普车到了纪叔叔躲藏的省国际旅行社。纪叔叔开门见山告诉我：“你爸爸让我转告你，不要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参加了马上退出。”其实，在那个时候，作为全省“头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孩子，还有哪个红卫兵组织敢收容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