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体育运动有着特殊的喜爱。这一点，在当时各省的主要领导干部中是出了名的。

    父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小时候上学时，他就特别喜欢踢足球。青年时代，父亲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掩护身份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员，薪水非常低，为了看天津明园的一场足球赛，他宁愿饿肚子，也要买票去看。50年代父亲在广西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记不清是匈牙利还是罗马尼亚的国家足球队，来到南宁进行友谊比赛，父亲也不讲什么身份和影响，兴冲冲地从主席台跑到场地中央，为比赛双方开了第一脚球，惹得双方队员和全场观众都大笑不止。

    父亲60年代初刚调到河南时，河南的灾情非常严重，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各项竞技体育项目、甚至体育场所设施在全国都相对比较落后。父亲看到这一点，心里非常着急。大概是在1965年前后，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来河南视察，不善交际的父亲特意请贺老总喝酒、吃饭，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展开公关行动。最终，贺老总批准从国家体委的机动经费里拨款，给郑州市修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体育馆，好歹总算结束了郑州全城只有一个水泥看台的“风雨球场”的寒酸历史。

    说到父亲对体育的喜爱，不能不专门讲讲他对围棋的偏好。父亲自幼就十分爱好围棋，尽管他自称只是无师自通的野棋路子，算不上什么高手，棋艺倒也在那一代高级领导干部中小有名气。特别是到了“文革”的中后期，由于他“站出来”较早，繁忙的工作和多病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像过去那样进行游泳锻炼了，下围棋就几乎成为他唯一的运动和消遣方式。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他与不少围棋运动员、教练员们之间的交往，续写了一段特殊的围棋情缘。

    河南籍的围棋国手刘小光，自幼很有下棋的天赋，他七八岁时，坐在摞起来的椅子上就和父亲对垒过招。由于刘小光的父亲那时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有关部门不敢收他进省队。父亲得知后非常生气，明确表态：“应该收，不收是错误的，断送一个天才少年的前程是犯罪行为！”从此，刘小光就开始了他的围棋职业生涯，后来为祖国和人民争得了不少荣誉。父亲晚年，每当提起刘小光的战绩，时常是满面春风、得意洋洋，仿佛是自己赢了棋似的那么开心和激动。

    “文革”中，国家围棋队一度被解散，名将陈祖德也和其他许多队员、教练一样，被下放到了工厂当工人。1971年，他首先想到了父亲，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父亲能够保护和收容围棋队的运动员、教练员。父亲收到信后，不但很快回了信，还趁着到北京参加中央会议的机会，将陈祖德的这封信转呈给了周恩来总理，并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国家应该保留围棋专业队伍，将来可以为开展对日本的外交工作发挥积极作用。很快，周总理就采纳了父亲的建议。

    在父亲的大力推动下，建立了河南省棋院，把罗建文、黄进先、陈锡明等不少外省市的著名围棋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都调来，安排了工作，就这样为国家保存了一批宝贵的围棋骨干人才。

    到了1973年，由于当时的国家体委没有恢复全国围棋比赛的计划，陈祖德就代表围棋界人士向父亲提出请求，希望河南能够举办一个全国范围的比赛。父亲非常痛快地答应下来。当年12月，由河南省体委出面，主办了十省市围棋邀请赛，这实际上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围棋盛会。当时各地的有名棋手几乎悉数参加了比赛，马晓春等少年新秀也开始在棋坛崭露头角。之后，围棋热迅速在华夏大地升温。

    许多围棋运动员、教练员与父亲之间的友情一直延续下来。父亲晚年赋闲在京，他们经常来到家里看望，陪老人下棋、聊天。在父亲遗体告别的那天，他们有的人从千里之外赶到，有的结队而来，给父亲送行……

    工作之余，父亲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看书。这一点，他和母亲兴趣相同。家里至今还藏有若干当年他们从白区带进根据地的老版中英文书籍。“文革”后期，禁锢稍松，出版部门重印了古今中外的不少名著，他们喜出望外，买了不少。别看老两口一生省吃俭用，但在买书上，却舍得花钱。

    我记得，父亲晚年经常翻看的，一是《鲁迅全集》；二是《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历史类的书籍；而文学类的则有《红楼梦》、《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近现代小说父亲似乎从来不看，母亲倒比他的阅读面宽泛许多。作为子女，我们对书籍的热爱、对历史的偏好，大概也是因为从小受到老人太多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吧。

    在个人生活上，父亲是个非常简单随便，甚至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人。他一辈子就换过一块手表。大军南下进了城，父亲买了块瑞士表。因为工作一忙，他根本记不得上弦，所以特意挑的是能够自动上弦的。结果他一直戴到60年代中期。因为时间久了，手表最后都不能自动上弦了，父亲这才?母亲商量，又买了一块自动上弦的“欧米笳”。这块手表陪伴父亲直到最后。

    父亲始终保持了不少华北农村的生活习俗和饮食习惯。与同事、下级聊到兴头上，他会布鞋一脱，顺势就蹲到了沙发上；受到领袖召见，他也敢俩腿一盘，自顾自地做起小动作来。父亲既不会装腔作势，也不愿拿捏做作。吃饭，有一小碗红烧肉就高兴得不行；下乡，吃碗捞面条足矣。我上中学的那几年，一直是在省委机关大食堂吃饭，我不止一次见过父亲或单独、或带着省委的其他领导来到机关大食堂，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掏粮票买餐券，排队买饭买菜，就着红薯面馍、喝着“糊涂汤”，与大家一起，吃得是津津有味、聊得是热火朝天。父亲高兴时总爱喝点白酒，而且是越辣越好。他经常固执地评价：“茅台没有西凤好，西凤又没有衡水老白干好。”

    父亲下乡检查工作时，经常会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赶上内急，他就让司机停下车，然后一头钻进路边的庄稼地。后来年纪大了，他蹲不住了，工作人员就请省委机关的木工师傅做了个简易的架子，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倒也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