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绂曾：关于推进农业“转型”的思考
一、以创新宏观思维发展农业
半个多世纪以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农轻重的顺序也是对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在计划经济年代只要第一年农业丰收，第二年经济就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加速工业化进程，特别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用GDP衡量，以一产比重的减少，二产比重的增加到三产比重最大化代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一产就代表农业，因而提升二产、三产产值降低一产相对比重就成为地方和政府部门追求的政绩。这固然是社会发展的正常轨迹，但无形中也带来了全社会轻视农业认为农业无足轻重，乃至青年农民弃农不务农，城市子女轻农不学农，甚至最基础的县域经济也不把农业置于应有地位的问题。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忽视了一、二、三产的内在联系，二是忽略了今天的农业已经随着社会的需求不断延伸领域、扩大内涵。最近我在调研中听到一位县领导说，他们处于湖北省农业主产区，按照目前的统计一产占GDP16%，但如果把农业作为资源加工、销售一个链式农业的产值来看，应该占到40%。从国际上看，美国农业部分管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乃至外贸出口，因此美国农业占GDP比重据说远在20%以上，美国农业部门口一块大的牌匾上自豪地表达这是一个美国最重要的基础的产业部门。
最近国家提出要把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镇）化同步发展，这既体现了对现代农业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指出了农副业与工业发展，农村与城市发展的密切联系和相辅相成。因此，我们应该用新的思维去界定现在农业的地位、功能和内涵，从而制订强化农业发展的决策。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有本质区别。
——农业已不是单纯生产的产业。农业是保护资源实现社会可持续、确保供给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的集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功能为一体的基础性产业。农业的生产目标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在温饱阶段强调“高产”，在基本温饱以后要求“高产、优质”，进入市场经济则提出“高产、优质、高效”，当前则追求“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食品安全是当今民生最关注的问题，而其源头则在农产品。
——农业已不是仅仅种植、养殖而是产加销一体化，精细加工不断向广度深度延长产业链的链式农业。农产品加工、销售应该是县域经济的主导方向，它促进一产、二产的融合，体现农业工业化的途径，从而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步发展。可以认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是城乡统筹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农业已非单一着眼于耕地，而是面向农、林、草、沙、海广大资源的大农业。18亿亩耕地红线的确保，是为了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要在保护资源前提下，逐步有效地开发百亿亩以上的林、草、沙等陆地资源和海域。实际上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在实践之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预言在本世纪末将在中国发生第六次产业革命，也就是以太阳能为动力通过农、林、草、沙、海等资源的生物实现产业化，将影响人类社会，决定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广义的农业是永恒的产业，而且是生产直接为民生所需的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美国社会落入当前的窘境，一是全社会过度超前消费，二是缺乏足够实体经济的支撑。应引以为戒。
二、以创新发展模式引导农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培育发展包括生物产业在内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科技部也提出，要大力推进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将发展生物农业作为国家绿色经济重要增长点之一。
早在1940年瑞典科学家就提出了生物农业的概念，1991年我国《环境科学大辞典》把生物农业定义为：“按照自然的生物学过程管理农业，适当投入能量和资源，维持系统最佳生产力”。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西方发达国家率先采用以石油资源衍生的能源、化肥、农药等投入要素形成“石油农业”的生产方式。我国虽然晚到上世纪60年代才逐渐推广使用化肥，由于巨大的增产效益，到80年代，化肥加上杂种优势培育的良种利用成为我国农业两个重大科技革命的成果。但是到今天过度使用化肥，化学合成的农药、饲料添加剂，乃至塑料薄膜等等，虽然在提高产量、满足供给方面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而形成和工业上相同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益”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也同时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效应。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就掀起绿色革命浪潮，到90年代初全球形成了统一的环境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实际上助推了生物技术革命的进程。
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正积极进行一场以生物产业为核心发展绿色经济的经济革命。美国犹他州生物技术谷，日本筑波生物产业区，德国慕尼黑生物产业区，英国剑桥生物产业区等等都是绿色经济集群发展的代表。我们国家在当前“十二五”规划中也充分体现了绿色发展和发展绿色经济的科学理念。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它的特点是：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将经济活动的过程和最终产品的绿色、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生物农业作为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统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适合国情的完善认识、研究探索和实践发展的过程。
生物农业是在绿色发展模式指导下的一个内涵丰富的大产业，首先是生物种业。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在常规育种技术基础上结合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转基因育种、细胞工程育种、染色体工程和辐射诱变等先进技术方法不断培育新品种，创造新物种以满足人们对数量与质量多样化需求；其次是生物型生产资料业。利用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乃至生物品兽药等，保证良种与良法配合以充分发挥动植物良种性能同时又保证产品安全和自然资源土、水、气不受污染和损害；第三是生物型加工业。将农业的初级产品，通过生物技术，辅以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手段，例如酶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乃至基因工程进行深度、精度开发，生产多种多样的安全食品，保健品以及人们需要的生活用品，几倍几十倍提高附加值；第四是生物质能源产业。包括资源直接利用或再生循环利用形成固态、气态、液态的清洁能源。中国应该有条件建设一批规模化、标准化、国际化的大型生物产业，繁荣绿色经济。
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型，最根本的是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既要立足眼前又必兼顾久远，既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尊重自然规律，树立节约资源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农业生产力的思想，同时要有相应法律法规加以约束和规范；第三更需要有自主创新的科技作为长远的支撑。
三、以创新政策思路服务农业
从建国以来，国家一直重视农业，不断以适时调整政策指明农业发展的方针、方向，农村建设的改革和路径，农民致富的机制和道路。尤其新世纪以来，通过每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大国，长期以来以农立国。建国以来，上世纪50年代“土改”，80年代“承包”，新世纪“土地经营”使中国社会经济有今天的规模、今天的地位，农业是立了“头功”的。今天要以工哺农，这不仅是反馈和回报，更是为了进一步的发展，仍要依靠农业、农村的基础作用，这应该是制订各项政策重要出发点。
——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速农业现代化是“三化”同步的关键所在。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粮食安全。一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已经采取多种奖励、补贴政策。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赋只靠600亿元代价予以废除，获得了巨大社会效益。农民之所以缺乏种粮积极性主要是农业比较效益太低，农民投入的回报率更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种粮不如打工、种粮不如种经济作物，改革开放以来据统计农资价格涨25倍，公务员工资涨40－50倍，而粮食只涨5－6倍，限制粮价犹如农民补贴了市民；二要调动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长期以来粮食主产区对国家做了巨大贡献，但“粮食高产，经济穷省”一直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当前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真正调出商品粮者不过6个左右。应该考虑下决心对这些粮食调出省建成“粮食特区”，加大对这些地区种粮补贴数量与规模，提高保护价水平，同时加大对这些地区财政转移和奖补力度，务实而公正地建立产区与销区利益补偿机制，真正建立“核心粮农”和“核心粮省”。就今天国家财政实力应是不难的事。在保障粮食安全同时，种养业要多业并举，并适度开发和统筹协调林、草、沙、海等外延资源，在切实保护资源、保护环境基础上，增加大食物供应，增加农民就业创业机遇，特别是深度广度开发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实力，减少或消除城乡与工农的差别，使农民从产、加、销一条龙中获得应有的附加值。
——要大力提倡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一个长期以农立国的大国，我们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技术的积淀，蕴藏深厚的潜力。在新世纪，农业科学家吸取国外先进科技的同时要大力推进自主资源保护与开发，自主农业物种和产品的创造、自主农业技术和装备的创新，创造更多的自主品牌和自主专利。例如要下大力研究和发展具国际竞争力的种业，前不久我还看见某个地方以1元购买1粒进口豌豆种，生产豌豆苗供应香港市场。在我国引进设施农业过程中，通过消化吸收有了国产的温室设施，但却缺乏与国外性能媲美的种子。农业科学是产业部门的技术科学，与中国科学院基础研究不同，在自主创新中应更重视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创新。科技成果的管理与科技体制改革中应更多关注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性和实际效果，科学家要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引领农业现代化作为责任，作为价值观的基础。要彻底克服做出成果，体现一纸论文而无应用价值的局面，同时在管理上要避免项目研究的趋同性，要发挥科技人员自主选择研究的积极性，在方向和目标正确的前提下，要允许科研的暂时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某些情况下“奇才”和“冲动”可能是自主创新的成功者。总体说来，农业政策的研究比较偏重于生产关系的调整，激发生产力，而对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直接动力的作用应该有更深入的研究。
——要继续大力增加农业投入。近来国家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向农业、农村倾斜，使农业提升，农村发展收到显著实效。但是农业底子薄，长期以来积累的欠账太多。据统计，目前一产占GDP10%，百分之百是农业，二产占GDP50%左右，农业的延伸约占贡献份额的一半，三产占40%，约有1/4也是农业延伸的贡献。这样看来农业在国民经济的贡献超过GDP40%的比重，但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约占15%，投入与产出还有较大差距。国家对这些工业化的农业、服务业的农业的投入，加大比重，并投到农业部门和农村源头，这可能更有利于农业融入工业、农村融入城市，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国家加大对农业多种方式增加投入同时，还要鼓励和吸收社会资金对农业的投入。当前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少在上一轮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积累的基础上，正在选择新的投资领域。一大批原来在房地产、采矿等行业完成原始积累，拥有相当资金实力要想转入投资农业的企业人士在新的形势下认识到农业是一个富有新的生机，而且可以无限持续发展的实体经济，又是带有扶持贫困、促进社会公平的事业。一位长期投资淘金的人士说“采金赚1亿，不如农业挣百万”，无论是由于甜酸苦辣的经历或是出于回报社会、投资公益的动机，这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是有效的资金来源，现在需要的是要积极予以引导，并在政策上予以激励。要避免正确的商机被不良商业运作影响可持续发展和对农业资源的损害。
——要确立农民在“三农”事业中的主体地位。改革是农村发展的动力。而改革的中心目标应是调动农民作为“三农”主人翁的责任感并奠定其主体地位。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改革要走群众和基层路线，全心全意听取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意见；而改革的实践，农民也不仅仅是参与，更应是主导地位。要恢复发展并尊重农村集体经济对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资源运营、操作与监管，推进农村资产产权的平稳转移。建立公平、透明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保障承包地、宅基地的用益物权。使农民自主处置转让、租赁、入股、抵押、继承等支配权。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率先进行城乡统筹试点的地区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确权颁证，确保农民对农村土地的各项权能是现阶段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工作的核心。另外，在产业化经营中要鼓励有多方阅历，有宏观见解又有实力的、熟悉农村农民的真正农民企业家带头发展龙头企业，要避免农民成了受雇于“大生产”的“工人”，使城市以另一种形式对农业资源侵占和损害。农民是在长期社会不公平教育不公正下形成的弱势群体。事实上从历史进程而言，农民经过实践锻炼，艰苦奋斗而成三军将领，成建设英雄，成著名文化、科学、艺术家，甚至成为杰出的政治领导，都有历史可考。当今农民中也同样蕴有大量精英人才，农民不仅是人力而且也是人才资源。关键在认识、挖掘、培育和提升，这就要依靠发展农村的农民教育。就农民教育而言，通过高校普通教育造就农民“精英”固然需要，但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适应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农民“能手”更为现实而迫切。
(作者为农业部原副部长 此文系2011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三生（生态·生活·生产）共赢论坛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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