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时，陆兰秀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历了20年的今天，地主阶级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资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失去了统治和不合理的分配所得，所以也失去了成为剥削阶级的条件，更由于为防止他们的反抗，已对他们进行了20年的专政和教育。在目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来消除过去暴力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适当处理和他们的关系，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应该的。”文章接着就批判“文化大革命”在阶级关系上造成的严重混乱：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和全世界无产者相反的是非标准，失去了共同语言。现在世界人民，完全不能理解我们的事业就像我们不理解毛主席、党中央的意图一样。”[6]

　　陆兰秀从现实斗争中体察到：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必须从理论上正本清源，破除林彪一伙制造的现代迷信。为此，她又在造反派的反复折磨当中，忍着伤痛，强撑着日益虚弱的身体写下了《多思》、《居中》、《人之初》等长篇理论文章，批判林彪一伙神化领袖的反马克思主义行径。《多思》这篇文章，首先批判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只有一个，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处理各种问题的方法并不相同。把无产阶级使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来处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完全不恰当的”。批判了林彪所鼓吹的“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应该“句句照办”的谬论时指出，“毛主席在不同的时期的政策，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阶段所说的也不同。那么到底听毛主席的哪一句话好呢?”文章还说：“从这里可以联系到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说全国人民都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并把毛主席的语录叫做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古代封建帝王了”。陆兰秀意识到，要反对神化，就必须反对理论上的僵化。她在《居中》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天生神圣的东西，而是马克思经过科学分析总结出来的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日益补充、完善的。所以对某种理论和政策，包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于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