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伦的故事

一九五七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里，正演出一场交响音乐会。《埃格蒙特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和《第五交响曲》……一曲曲贝多芬的雄伟乐声，飞出窗外，和着春风，在夜空飘逸、消逝。

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的这场音乐会，不仅由于原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和著名钢琴家克林贝尔格的出色演奏而获成功，又因为是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三十周年的活动而引人注目；格外使人感兴趣的是：这样一场音乐会的指挥者，仅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国人。演出中，他以娴熟和富于激情的手势，清晰而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自己对音乐的解释。听众对他的指挥才能十分赞赏，每当一个曲目结束，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当他再次谢幕并与首席小提琴握手的时候，掌声愈发热烈起来。

这位中国指挥就是李德伦。这是他在原苏联学习期间大量的演出活动中的一次。

这年秋天，李德伦回国，开始了他作为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指挥的长期生涯。此后，在致力于提高我国交响乐演奏水平的同时，通过音乐会，向国内听众介绍外国音乐名作，推出民族作品的新苗。并经常活跃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他先后指挥乐队同国内外数十位著名演奏家、歌唱家合作演出，也曾数次应邀出国，指挥外国交响乐团演出，获得高度评价。

现在，不仅是音乐爱好者熟悉他，甚至许多并非音乐爱好者，对这个名字也不陌生。还有的人，在他的感染下，竟成了交响乐的爱好者。可见，他已经成为我国在这一艺术领域里的一位代表人物了。

作为一位著名音乐家，李德伦那乐天派的性格几乎同他在指挥台上的形象一样具有魅力。这性格使他在艺术上富于灵感与激情。他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从不摆出一副大指挥的威严架势，也不忌讳别人拿他的许多小纰漏开玩笑。事实上，不少有关他的笑话，正是他自己先讲出来的。于是，随着他的声誉和影响与日俱增，他那些因不拘小节而引来的趣闻；他的丰富而颇有戏剧性的经历，便从乐团和与他相知的人们中间传到了音乐界以外；而他那至今不衰的充沛活力和开朗得胜过年轻人的性情，特别是他既朴实又洒脱的指挥风度，更不知令多少人倾慕和景仰，这样的一位艺术家，怎么能不使人喜爱和感到兴趣呢？

一九一七年六月六日，李德伦生于北京的一个回族家庭里。在七个孩子当中，除去一个姐姐之外，他是长子。九岁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乡的老秀才，给三个大孩子一同上课。直到两年后，全家去东北，他才在长春头一次进了“洋学堂”。

三十年代初，李德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这是一所优秀的学校，不仅教学质量高，思想也相当活跃。丰富的课外活动，更使学生们大开眼界，并能接触到许多新事物、新思想。李德伦从他那窒息人的家庭里来到这所学校，倍觉清新。绘画、体育、唱歌、课外实验等各种活动，几乎无所不爱，而对学校里的钢琴，他更是花费不少神思，他打定主意，一定要学钢琴。音乐教师挺喜欢这个机灵的学生，于是，他开始学起钢琴来。李德伦自读小学时起，就在看电影的同时，听熟了许多音乐。除此之外，北京有个燕声广播电台，时常播放音乐，他也是到时必听：什么古典名曲、交响乐等等，不管懂不懂，只觉得百听不厌。不久，许多作品熟得能背下来了。他的音乐启蒙就是这样开始的。

李德伦生性活跃，与人交往，谈天说地，讲古论今，他都有份，可是对音乐，才刚刚入门。同学间有真懂音乐的，谈起采头头是道，他却无言以对，他当然不愿示弱。于是，就学起音乐知识来，什么叫主题呀，呈示部呀，渐渐明白了点儿，也能跟这些业余评论家们一块儿吹上一通了。有一天，父亲偶然翻了翻他的一摞书，一看全是音乐书，气得啷哝了一句：“早晚是个吹鼓手。”但是，音乐已经打开了他的心扉，他和同学们热烈地讨论起自己的感受。

后来，母亲发现他的学习成绩有所下降，十分着急，以为一定是被学琴耽误了，但是，那时候母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事实上，李德伦还热衷于另一件事。

“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的沦陷，犹如民族的噩耗，举国沉浸在愤怒与哀伤之中。李德伦和无数的热血青年一样，关心着时政，思想更加活跃，表现出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起初，他对国民党抗日寄予希望，并参加了军训。随着军训团的解散，眼看着抗日阵势的失势，以及日寇步步逼近，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他积极参加到“一二·九”运动的行列中去，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他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是要跟着共产党走！于是，在一九三六年初，他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即共青团）。这时，吕骥发起组织了北平歌咏联合会，李德伦参加其中，在青年学生中教唱，传播许多抗日歌曲以及苏联革命歌曲。同年八月，：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了一条既是革命战士又是艺术家的道路。

对于他学音乐，家里已经很不以为然了，而参加革命，更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此时的李德伦，不仅不能放弃学音乐的志向，还偏偏把革命思想带回家来。那时，油印机藏在他家，时常彻夜印刷革命刊物，党的“六大”文件，“民先”刊物《一周间》及来自延安的地下刊物《解放》等杂志，都曾存放在他那里。他帮姐姐找到党的关系。不久，姐姐也人了党，并经组织安排离家而去，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之后，大妹妹也参加丁进步活动，这个过去往来繁杂的反动家庭里，竟然有了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

一九三八年，李德伦进入辅仁大学历史系，这是因为这所学校有进行音乐活动的条件。他先在课余学小提琴，后又开始学大提琴，并邀集了一些同学组织起学生乐队来。他先后在管弦乐队和军乐队里拉过小提琴、大提琴，吹过长笛、小号，并曾主讲唱片欣赏会，可见音乐这项业余活动在这位历史系大学生的心里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底，地下党发生了意外情况——与李德伦单线联系的一位上级领导人被捕了，另一位紧急转移而未能通知到他，于是，他失掉了组织关系。其结果造成了他被迫脱党的局面。由于当时形势的复杂及多方面的原因，他为找党和恢复组织关系的努力屡遭挫折。牵延时间之久，更是他始料不及的，以至十多年之后他重新入党，再过三十年，方得园满解决。

一九四O年八月，李德伦到上海，考入国立音专。先后师从舍甫磋夫及杜克生主修大提琴。还从弗兰克尔学习理论。在上海求学的六年，后三年是半工半读、自谋生路度过的。他在话剧团演过戏，为电影音乐录过音，还在苏联塔斯社驻上海的“苏联呼声”广播电台当过雇员；做者乐编辑和播音工作。其间，与上海艺术剧院、“华艺”剧团黄佐临的“苦干剧团”关系甚密。并因而组织了当时同样正值青春年华的上海文艺界许多人士，如石挥、黄宗江、黄宗英、孙道临、陈毅一、黄贻钧、陈传熙等等，一度过着宛如“波希米亚”式的艺人生活，如今回忆起来，艰苦而又饶有趣味。一九四二年，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组织了中国青年交响乐团，还与韩中杰、谭抒真、马思宏等人一起在其中演奏，并聘请弗兰克尔担任指挥。该团维持了近四年之久，曾有一定影响。

不论在学校，在“苦干剧团”或者别的地方，李德伦的群众关系都很好。他待人宽厚，又有头脑，还颇有组织能力。他那不计较小事的性格尤其给人以好感。不知不觉间，他成了在艺术和政治活动中都很活跃的人物。通过这些实践，他的活动能力，艺术才干和个性都日益显露出来。抗战胜利后，在反对国民党内战阴谋酌学生民主运动中，在音专的学生会工作中，以及反对国民党迫害学生的运动中，他一直是学校里的骨干。

解放战争开始，音专校长寓沪，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学生会主持下，他参与治理自己的学校达半年之久。不久，他已经成为经常出入于“周公馆”的文艺界人士之一。时常参加在周恩来同志处举行的座谈会，能够直接聆听党的政策和党对时局的分析；解放战争前夕，国共和谈已经破裂，国内形势已是剑拔弩张，他必须立刻离开上海。周恩来同志于百忙之中亲自为他做了安排，于是，李德伦护送一批由周恩来同志委托欧阳予倩等同志集资购买的乐器，辗转南京，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到达了延安。

他来到延安后，质朴悠扬的陕北民歌，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亲切。虽然正处在国民党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前夜，生活艰苦而紧张，但根据地的人们团结、乐观，对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刚刚创建的中央管弦乐团热气腾腾，他们带来的乐器，正是这个团的主要“装备”。党中央就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建立起红色政权的第一个管弦乐团，周思来同志筹办乐器，朱德同志参加了它的成立大会，这充分体现了党对于这一事业的关注与远见卓识。面对这支队伍，李德伦十分欣喜。团长贺绿汀向他介绍了建团的情况，并欢迎他一起工作。从这时起，他在这里任教员和指挥。

管弦乐团里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很少，乐器的数量也不足，还有不少“土枪土炮”——自造的乐器。李德伦成了“百科教员”，什么都教。他并非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只能按照乐器法教科书所示的指法要求，边学边教。学员会了，他也基本上记住了，无形中，对各种乐器的演奏法，他也熟悉起来。这对于做指挥很有益处。这支队伍，经过短短的训练，就要上阵了。他们为小型秧歌剧伴奏，也排练了一些简单的管弦乐曲。在一九四八年元旦，上演了歌剧《兰花花》。贺绿汀同志为这个乐队写了一些乐曲，如今人们相当熟悉的（晚会）、《森吉德马》等就在其内。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撤离延安，管弦乐团随之辗转陕北，后经晋西北而人冀西。带着他们的秧歌剧，毛驴驮上他们的乐器，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从一个县走到另一个县，所到之处，为农民演出，为战士鼓劲，为革命宜传。次年七月一日，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圣佛村，在这里，成立了包括中央管弦乐团在内的人民文工团。没有多久，在石家庄，由李德伦指挥演出了歌剧《赤叶河》和其他音乐节目。日后提起来，周总理还曾感慨地说：“我不能说你们这个乐队是世界一流的，但用毛驴驮着走了几千里来到北京，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

解放了，李德伦作为进城接管的“文管会”之一员，忙于接管铁路乐队（原“剿总”乐队）等。现在，他所在的团叫做“华北人民文工团”。不久，又改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一九五二年，又称中央戏剧学院歌舞剧院，也就是中央歌剧院的前身。在此期间，人民首都的舞台上，初次上演了革命歌剧《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长征》、《打击侵略者》等等。指挥就是李德伦。

一九五二年，李德伦作为研究生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歌剧交响乐指挥系学习。那时，苏方提供的学习条件相当优越，不仅安排他师从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而且为他的专业实习提供了许多方便。半年以后，他便开始在苏联乐坛频频出现，如同苏联自己的客席指挥一样，往来穿梭地到各地巡回演出。几年间，他的足迹北到列宁格勒，南达巴库，东抵新西伯利亚，西至塔林。指挥了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的乐队，其中包括如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全苏广播大交响乐团、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等苏联最优秀的乐团。一九五六年，他由苏联去捷克，在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指挥演出。一九五七年，他成为国家交响乐团实习指挥。这年春天，他指挥了纪念贝多芬的专场音乐会；夏天，他和阿诺索夫同台，担任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交响音乐会的首场演出。他指挥国家交响乐团与钢琴家傅聪合作，演出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阿诺索夫与著名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合作，演出了柴科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一年，他还曾指挥莫斯科爱乐乐团和共和国合唱团演出了中国作曲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我国派往国外学习的指挥当中，这样的经历是绝无仅有的。

在学习上，李德伦一向不是那种死啃书本的人。对于他，阿诺索夫教授既是一位严师而又放手让他充分实践，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阿诺索夫对于李德伦的艺术气质也很赞赏。后来，在一本关于阿诺索夫的回忆录中，还曾数次提及这位中国学生。李德伦于学习中表现出的灵活性，不论是阿诺索夫也好，苏联或中国的同学也好，都是印象颇深的。于生活细节上，即使在国外，他也还是不大留意，去苏联之前，母亲和爱人千嘱咐万嘱咐，希望他对于生活内务方面仔细一些。在苏联，他这方面并无改善。当时在一起学习的吴祖强、郭淑珍想在这方面“拉”他一把，就趁他不在的时候到宿舍来帮他打扫一番。他俩把箱子整理得井井有条，还披一张他们三人的合影照片；，以示友谊，又写四个字“以德感之”望他一笑之后受到感动。不料，多日过去，毫无反应。原来，李德伦根本没有发现他那箱子的变化。他们俩只好一五一十告诉他，并又一次劝告他还是不要太漫不经心，但李德伦那里还是依然如故，连床上也总是乱糟糟地堆放着衣物、书籍，只要到睡觉的时候，能扒开一片栖身之地便可。

一九五七年秋天，李德伦满载着艺术上的丰收回到祖国。这时，正是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创建之初，他成为这支年轻的交响乐队的指挥，开始了与该团同呼吸、共命运的长期生涯。

翌年一月，在李德伦归国后首次音乐会上，他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成功地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乐队队员与听众都很兴奋。为我们有了自己的交响乐指挥而高兴。

后来为做好普及工作，他开始在他指挥的音乐会上当众讲解——介绍乐器，介绍作品，还穿插着音乐知识，更着重于讲音乐是怎样创造形象和怎样欣赏交响乐等等，这些即兴式的讲话，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其间常常妙语横生，趣味盎然，从而引得全场观众大笑；而他站在指挥台上松弛自如，，像在朋友中间一样，台上台下毫无隔阂。讲完之后已经拿起了指挥捧，忽又想起了什么，便又回转来，笑容可掬地补充几句。而这一切都并不影响到音乐会的严肃气氛，相反，人们更加悉心倾听音乐的演奏，试图从中捕捉到他所描绘的音乐形象归国后的最初几年，他已展示出在指挥方面的基本特点然、朴实、不夸张、不造作、手势简捷清晰，动作线条流畅，风格偏于粗犷、气魄宏伟、感情奔放等等。国内音乐界普遍对他给予好评。那几年，曲目以古典作品为多，如维也纳古典乐派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早期浪漫派或其他民族乐派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柴科夫斯基、德沃夏克等等。在“大跃进”时期，中央乐团也加紧苦练，排演了一些难度较大的作品。其中有刚问世不久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这部作品，在一九五九年庆祝国庆十周年时，作为献礼节目之一。次年，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在人民大会党，一支由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和首都几个管弦乐团共同组成的大规模联合乐队，再度演出这部作品。这是李德伦准备得最精心、下功夫最大的作品之一，因而这首从演奏技巧到潜在内容都是相当艰深的作品，在他的指挥下，演出获得很大的成功。

一九六四年，举行了现代戏观摩会演。不少剧种拿出了自己在表现现代题材方面进行探索的成果。李德伦再一次感到压力。交响乐向何处去呢？“要革命”，又如何“革”呢？当时音乐界的总方针是“民族化、群众化、革命化”。作为民族音乐之一的京剧音乐，在我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本身就具有了“两化”，何况又有着《穆桂英挂帅》的经验。李德伦倾向于还从这方面做些试验。于是，选定了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主要情节与唱段，组织创作人员配器，以管弦乐队伴奏，独唱演员则以西洋发声方法为基础，兼学京剧发声方法做为声乐方面的尝试，结果出现了类似于西洋“清唱剧”的形式，这就是在“文革”期间，成为“样板戏”之一的《交响音乐·沙家浜》的来历。翌年二月的一天，江青到中央乐团听了初成雏型的《京剧清唱沙家浜》，表示感兴趣，又说，她就是看见李德伦关于“要革命”的那次讲话，才到乐团来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李德伦同乐团所有“三名”、“三高”人物一样，正在“黑帮队”里。江青曾通过戚本禹示意李德伦“站出来”，而他却一直“站”不出来，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江青在一次接见中，才正式“起用”李德伦。这天，将中央乐团的《沙家浜》列为“样板戏”之一，并冠以《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之称。

我国文艺的动态，同政治斗争历来是联系得紧紧的。这时期，就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政治斗争中的许多真意，常隐藏在美丽的“革命辞藻”背后，这就难免使心地善良的人或思想单纯的人为之迷惑，不论他是动机不纯者，还是真心想革命的人。

十年浩劫终于过去了。焦虑、矛盾、思索和违心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在那左右摇摆的不断动荡之后，他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如果说，他的才能没有能够发展到应有的高度，这决非对他的贬低，而他的经历恰恰反映了一个事业所走过的不平坦的路程。尽管如此，李德伦仍以向前看的姿态，开始了新的行程。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纪念贝多芬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李德伦在北京重又排演了贝多芬的作品，恢复了已中断多年的交响音乐会。

一九七八年，一场大病使他一度垮了下来。然而，手术后不到一年，他又出现在舞台，并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活跃于社会。此后，他常常走出乐团，走出北京，去讲学，去辅导，去排练演出。在北京，他几乎到过每一所大学，还去过许多专科学校、中学和机关，举行过上百次交响乐欣赏讲座。每年他都要到好几个省、市，去帮助那里的乐队提高……。近年来，李德伦的交响乐讲座产生了更强烈的反响。青年中间，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交响乐爱好者，但是，人们一向认为，交响乐难懂，难于普及。李德伦却有着日益增多的知音，其秘密究竟何在呢？同过去一些人讲解音乐的一个很大不同之处，就是他不故弄玄虚，不把交响乐说得如何神秘莫测，他常用人人都能懂得的比喻，说明音乐的形象及其基本规律。甚至较复杂的作品，经他一说，也显得好懂了，于是人们感到缩短了距离。不论是他的指挥，或是讲解，都不是做作的表演。他自然朴实的表达，很有魅力，聆听他指挥的音乐会时，在欣赏着交响乐这种严谨而深刻的艺术之中，也感受得到亲切、愉快和温暖。

从音乐行家或评论家的眼光看来，李德伦的指挥同样具有魅力。他不是以分毫不差的精确见称，也不追求表面的华丽。他的动作洒脱而传神，既能启发队员的热情，又能唤起听众的共鸣。那手势有如语言，有如呼唤，有如倾诉，有如歌唱。李德伦指挥的最可贵之处，还在于注重指示作品内涵的艺术境界和总体的构思。熟悉音乐作品的人能够感到一种纵观全曲的“俯视感”，这正是一位优秀指挥家所必不可少的特征。因此，他能够正确地掌握作品的基本气质。指挥贝多芬的作品，炽热、刚毅；处理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深邃、悲怆；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在他的指挥下更具民族韵味。所以，国内外评论家，都对他评价很高。我国著名评论家李凌说他“偏于热情、豪放、粗狼、遒劲。性格外露、明朗、爽直、动情。”苏联著名指挥家夏德里安教授评道：“这位中国指挥表现出他以巨大的热情在演奏音乐。这首交响乐在他的指挥下发出的声音像是一首动人的俄罗斯诗篇。”芬兰报刊赞扬他既有“最优秀的传统手法”，又有“独特的构思”。古巴一位音乐评论家写道：“李德伦大师是一位具有高度专业水平的卓越指挥……”“通过他和谐的动作，使我们理解了他的有数千年文化的先辈。”

交响乐事业在中国还是年轻的，当人们尚未普遍注意到它对于国家的文明建设以及提高民族文化水准所具有的意义时，其发展之艰难不言而喻。李德伦与他这一代致力于中国交响乐事业的音乐家们几乎经历了这整个过程。在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上，他是开拓者之一。

尽管他如今已年高而且望重，尽管他在舞台上犹如统帅般地威严，他依旧那么喜欢谈笑，那么平易近人，依旧对生活中各种的人和事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幽默更不减于当年。如果说他有缺点的话，那么这些缺点总是在明处，是任何人都可能具有的；他没有整人之心，爱说大实话，习惯于与他的队员、同事在一起，一样地生活，一样地工作，一样地说笑、议论。他需要自然、自在，不需要遮遮掩掩，或显示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这使人想起一位名人曾说：“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无所不有。”正因为如此，他的缺点也似乎特别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或许，正因为不是个面面俱到的“完人”，才更具有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人格。固然也有人不喜欢他，但不喜欢之处，却未必是他的缺点；他真正的缺点，又并没有妨碍他得到人们的喜爱。李德伦，作为一位指挥家的气度确实不同凡响，那是当他同音乐溶为一体的时候。于生活中，他没有那种“居高临下”之感或者名人的孤傲清高之态，和成千上万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结果，他为成千上万人所喜爱。

他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

西洋音乐早在明朝时期就进入了我国，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了交响乐队---上海工部局乐队，在同一时期肖友梅先生、贺渌汀先生等音乐老前辈已经开始从事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此后，有更多的音乐工作者为中国的音乐事业作出了贡献。有他们在荒漠上播种音乐，才有我们今天音乐事业的发展壮大。我只不过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本职工作，而且做得很不够，大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与那些音乐老前辈相比，使我深深地感到盛名之下其实难负。普及交响乐，并不是单纯地为了音乐，而是为了人类精神境界的升华，这个工作只靠少数人来做是不行的，需要大家来一起做，从领导、广大音乐工作者到音乐爱好者大家都来做，我相信我国的交响乐事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将为提高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奠定更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