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唯真说：：“人要相信自己，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正义，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被打跨！”
在王唯真同志的家里，墙上挂着一幅周总理和王唯真握手的照片。那是当年周总理接见从巴西归来的九位同志时拍摄的。我翻看着老人保存的当年反映“巴西事件”的报道，文章很多，详细记录着那段历史。说起当年的“巴西事件”，老人仍激动不已。他的讲述让我了解了那件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外交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巴西还没有正式建交，只有民间往来。1961年，当时还是巴西副总统的古拉特访华。正在这个时候，原巴西总统库毕切克被反动军人策动的政变赶下台。经过反政变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古拉特继任总统。古拉特上台后，同中国广泛接触。同年12月，中国在巴西设立新华社分社，首位特派记者就是王唯真，同去的还有工作人员鞠庆东。
王唯真1956年在越南工作，任新华社越南分社社长。1961年被派到巴西开拓新的阵地。
王唯真到巴西后，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和巴西各方面的关系相处的不错。国内许多代表团去巴西，提出要见总统，见各部部长，王唯真总能千方百计的满足他们的愿望。这让国内的来人很高兴也很惊讶，连一些外国驻巴西的记者也很奇怪：“北京记者怎么能通天呢？想见谁就见谁？”其实，他们不知道，王唯真特别善于抓住机遇。在古拉特访华时，他要求参加陪同团，同古拉特智囊团的人交上了朋友。
王唯真被派到巴西工作后，由于有这层关系，工作起来自然得心应手。他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在巴西工作28个月的时间里，王唯真向国内发回电报700多条，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巴友谊和介绍巴西人民生活的通讯和文章。王唯真回忆说；“在所有驻巴西的外国记者中，我们的发稿量是最多的。这一点他们不得不佩服我们。”
在王唯真和鞠庆东作为新华社代表进驻巴西不久，1963年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筹备小组组长侯法曾，工作人员王冶、苏子平、张宝生一行4人抵达巴西；1964年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巴代表处副代表、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副经理王耀庭、工作人员马耀增、宋贵宝3人也到巴西开展工作。在9人的努力下，中巴关系快速向前发展。
不料，风云突变。
王唯真和其他8名同志对于这种情况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到巴西后，就感受到了巴西的政坛不稳，内部斗争十分激烈。1964年2月王唯真利用狂欢节巴西各派停止斗争的机会，回到国内。专门就巴西可能发生政变的问题向新华总社和国内有关部门作了汇报。他也知道，如果巴西真的发生政变，很有可能他们就回不来了。离开北京之际，王唯真对妻子说：“巴西现在局势很乱，我们有出意外的可能，你要有思想准备。”临走前一天，他特意和妻子、孩子一起去天安门照了张合影。妻子为他担心，但知道他是不会留下来的。他是一个战士，自从15岁参加革命，他就从来没有退缩过。在王唯真离开北京时，他的大儿子写了一篇日记：“当飞机飞上天空的时候，一片乌云蒙上了我的心头。父亲此去，不知是吉是凶。 ”
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与此同时，住在另一处的几位同志也被逮捕。在巴西的9个中国人全部被投入监狱。在狱中，巴西当局为了套取所谓的“罪证”，对9位同志进行刑讯逼供，他们个个身上都留下军警用火烫烧和各种刑具严刑拷打的伤痕。王唯真的腰椎、胸椎以及左肾都被打坏了。
巴西当局还使出卑鄙的两手：一是阴谋劫持我方人员去台湾；二是企图以在华关押的美国间谍交换我方被扣人员。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9名同志开始集体绝食，表示抗议。9人商定宁死不去台湾。
中国人绝食的消息一经传出，巴西舆论哗然。
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一个名叫张行知的秘密人物出现了，他自称是当地华侨，其实是一名国民党特务，他三次找王唯真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记者，你写的新闻我都拜读了，好极了，有才学。你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你应该写自转，我给你出版。你要是到台湾，前途无量”。王唯真义正词严，怒斥道：“蒋介石集团是我们手下的残兵败将，你们的日子长不了！”特务见几次做“工作”王唯真都不为所动，无奈只得向台湾主子发电报说：“三次策反王唯真失败”。就是这封电报，后来被我国家安全部门破译，在 “文化大革命”中帮了王唯真。“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贴大字报说“王唯真是叛徒，在巴西时要投靠台湾”，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位要员亲自看了这份破译材料，才使王唯真免去了一劫。
在巴西坐牢的日子里，王唯真的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使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绑架、严刑拷打、“策反”，在这些骨硬志坚的中国人面前都无济于事，迫于无奈，巴西当局又开始伪造证据，污蔑9人在巴西从事间谍活动。一天，他们拿来一枝无声手枪和一封所谓“密信”，说这就是搜来的中国人搞颠覆活动的“证据”。王唯真抓住伪造信件署的“陈同志”仨字，嘲笑说：“你们太不高明了吧！中国人写信署名，那有称自己是同志的？你们问信是谁写的，告诉你，是你们写的！”敌人不甘心，气急败坏地说：“这手枪难道不是你们的吗？”王唯真轻蔑地说：“我们被抓了一个多月后，你们才从我的汽车里搜出手枪，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你们还能搜出机枪、大炮、原子弹！我对你们巴西当局这种卑鄙做法提出严重抗议！”
王唯真9人在巴西被捕的消息传回国内，中国外交部早在
在巴西国内，一些人在了解了真相后，也开始支持9名中国人。巴西著名的法学家72岁的平托律师就是一位，他勇敢地站出来，免费为中国人辩护，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论证，要求法庭宣布中国人无罪。还有一位书店老板，经平托律师得知王唯真为更有力反驳敌人，要在狱中自学葡萄牙语（巴西人说葡萄牙语），需要一本字典时，立即免费赠送一本给他，同时捎话给王唯真说：“你们是无辜的，我支持你们！”这本珍贵的字典，王唯真现在还保存着。靠着这本字典，王唯真在狱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初步学会了葡萄牙语。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就用葡萄牙语直接和敌人斗争。
由于巴西政府拿不出任何像样的证据来证明9名中国人有罪，在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王唯真等9名中国同志在巴西的黑牢里被监禁长达一年之后，终于于
二、他是爱国华侨的后代，受父亲的影响，15岁时回国参战，父亲的耿直秉性影响了他一生……
新加坡曾经拍过一个电视剧叫《雾锁南洋》，它描写的是抗战初期新加坡华裔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的故事，非常真实感人。王唯真很喜欢这部电视剧，因为他就是当年回国参战的一万多华侨青年中的一个。王唯真说如果不是大海阻隔，回来的人会更多。
王唯真生于1923年，祖籍福建泉州。11岁时随父亲到了菲律宾。在父亲的报馆长大。
王唯真能够回国实现奔赴延安的愿望，很大程度受他的父亲王雨亭的影响。王雨亭年轻时是个很激进的人，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冒死帮助革命党人运过军火。当时他并不懂马列主义，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平民的胜利！”他和几个朋友在菲律宾成立了“平民党”，办了一个报纸叫《平民日报》，因为太激进了，报纸办了一年就办不下去了。后来，他又跑到印尼，办了一个《赤旗报》，内容更加激进，结果只办了两期，就被荷兰殖民当局抓了起来，驱逐出境。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在1932年和庄希泉同志一起在菲律宾创办了《前驱日报》，宣传反蒋抗日。
王雨亭在当地是个侨胞领袖，经常在各种场合演讲。每次演讲，他都带着王唯真。从父亲的演讲中，王唯真知道了很多道理。又加上他是在父亲的报馆长大的，常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这使得王唯真小小的年纪就学会了关心政治。“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同父亲一样，时刻关心着国内的战事。看到蒋介石的军队老打败仗，他也同大人一样，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不行，要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只能靠共产党。他从父亲那里知道国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
“七七事变”后，王雨亭受廖承志和成仿吾同志的委托，介绍大批华侨青年回国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些来自菲律宾各地的华侨青年回国前都要到王雨亭家里汇集，由王雨亭想办法送他们上路。眼看着父亲介绍一批又一批的华侨青年回国去延安，14岁的王唯真再也坐不住了。一天，他对父亲说：“他们都参加抗日战争了，我也要去延安，上前线打鬼子！”父亲听了很高兴但却说“你太小，身体又不好，上前线怎么行呢？”王唯真磨着父亲说：“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轻捷灵敏，打仗没有问题。你不是常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父亲笑了，“什么匹夫，18岁才够得上匹夫，你才14岁呀！”父亲认为他是个孩子，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王唯真却是打定了主意，只要有机会，他就去磨父亲。王雨亭看出儿子是认真的，但总觉得他还太小，有些放心不下，事情也就搁下来。不料，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促成了王唯真的愿望。
王唯真就读的南洋中学是一所华侨子弟学校。由于受父亲的影响，王唯真在学校里是个活跃分子，他也擅长演讲，而且富于鼓动性。是学生会的骨干，经常为大家组织各种活动。
有一次，王唯真请一位叫张昭明的
开除王唯真的消息一传出，全校哗然。师生总罢课，抗议校长的决定，声援王唯真。王雨亭也对校长的行为很生气。这件事在马尼拉华侨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王唯真不想上学了，他又一次向父亲提出回国参战的请求。看到这么长时间儿子仍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又加上这次学校事件王唯真表现出来的勇气，王雨亭答应了。1938年10月，他亲自送儿子回国。
父子刚到香港，便知道日军同一天在华南登陆很快占领广州的消息。广州沦陷意味着北上的路被阻断了。没办法，父子俩只得在香港庄希泉同志（解放后为全国侨联主席）家住了下来。直到半年后，有一批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人员和几位学生要回国参加八路军，王唯真才和他们一道，离香港经越南北上，踏上抗日战争的征程。
临行前，父亲久久拉着王唯真的手，自此一别，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见面，很多叮咛嘱托的话一齐涌上心头。王雨亭深知战争的残酷。眼前的王唯真才15岁，自幼体弱多病，长得十分单薄。15岁毕竟还是个的孩子，要经受住战火的考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想到中华民族正处在日寇的铁蹄下，儿子年纪虽小，却能有这样的爱国热情，他的心里又十分欣慰。
满怀期望的王雨亭在儿子的日记本上写了这样几句话：“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舔犊之爱’而忘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教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健壮而又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这篇赠言情真意切，堪称经典，解放后被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王唯真一直认为父亲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他后来在延安入党填写履历时，把父亲写成是“一个随时代前进的人”。
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王唯真随同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同志一起东渡黄河。在路上，廖承志告诉王唯真，他是王唯真的父亲王雨亭的入党介绍人，并且把他父亲的一些情况告诉王唯真。
这时王唯真才知道，当年父亲在香港送他回国时，已经由廖承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本来想和儿子一起上前线，但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华侨身份和在东南亚的影响，决定派他回东南亚做华侨工作，重点做陈嘉庚的工作。王雨亭遵照党的指示，协助
王唯真得知父亲和自己一样也是一名中共党员，父子俩在不同的战线上都在为革命工作，他高兴极了。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父亲从爱国主义走上共产主义，从同盟会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让他更加敬佩父亲。
1949年北京解放后，王雨亭陪陈嘉庚先生从香港来北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王唯真此前也随新华社进驻北京，二人终得相见。十年分别，骨肉相聚，父子俩激动万分。王唯真拿出10年前父亲写给他的“临别赠言”，王雨亭看罢，感慨地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走对了！”
三、一心想上前线的王唯真，却被组织安排到新华社，从此他以笔做刀枪，开始了新闻生涯……
从香港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在1939年8月中旬的一天，王唯真终于来到了陕西泾阳县的安吴堡。安吴堡离西安不到一天的路程，本来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后来随着“战时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的建立而名声远扬。
安吴青训班是我党为了培养抗日新生力量，在蒋管区设立的一个抗日青年干部培训学校。成立于1937年10月，在抗战初期同陕公、抗大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学府。“七七”事变后，许多爱国进步青年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深恶痛绝，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主张和行动中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的男男女女，大批地从四面八方涌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从这里转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安吴靠近西安，从各地来的青年极容易进入。党在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青训班也成了进步青年向往革命的地方。
安吴堡是清朝时期一个没落地主的庄园。相传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逃难，曾在这里住过。到了国民党时代已经无人问津。抗日战争年代堡内只剩下残垣断壁和一些破旧不堪的瓦房。这些瓦房就成了青训班的办学所在地。冯文彬、胡乔木曾负责过青训班的领导工作。据统计，到1939年底青训班结束时，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共办了123期，培训出12000多名抗战骨干。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三、四个月的培训后，被输送到各个敌后战场，作为骨干分子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王唯真参加的这一期培训班是华侨人数最多的，上级为他们专门成立了“华侨排”。王唯真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家庭的影响，知道的国内外大事较多，因此被任命为排政治干事。
在国外的时候，王唯真过着优越的生活。他根本想象不出国内生活的艰苦。来了以后才知道安吴青训班在露天上课，睡觉是在地上，吃的是小米饭，生活十分艰苦，而且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这对于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学生来说，既是一所别开生面的课堂，又是一个严峻考验的战场。有些华侨学生吃不了苦，走了。王唯真坚持了下来，他记得父亲的赠言，他是回来战斗的，不是来享乐的。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他什么苦都能吃。说来也怪，他刚到时吃不惯小米，总是拉肚子，闹胃病。时间长了，渐渐适应了，吃起小米饭来觉得特别香。
在安吴堡青训班的日子里，王唯真身上所有的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他和大家一样如饥似渴的学习革命理论，听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讲过雪山草地的亲身经历，听来自前线的同志讲杀敌的故事。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王唯真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学到了许多新思想。
王唯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歌儿唱的不错，画画的也很好。刚到安吴堡时，看到墙上画的抗战的漫画，他说“这有什么难的？我也会画”，找来梯子，上去就画，房前屋后，只要有空闲的地儿，都让他画满了。青年艺术剧院的同志闻讯找来了，非要让他参加剧院不可。
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了四个月后，在组织的安排下，王唯真终于来到了当时革命的圣地延安。
一到延安，王唯真就提出上前线的请求，这也是他回国的目的。组织上却考虑他年纪小，让他留在延安继续学习革命理论。王唯真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一边学习，一边在青年艺术剧院做些工作。此时的延安，物质生活虽然很匮乏，但人们的思想非常解放，精神生活充实而愉快。各种各样的活动热火朝天，到处弥漫着欢乐的气氛。王唯真利用休息时间画了很多画，反映延安军民当时的活动和精神风貌。他的画都是画在粗糙的草纸上，因为没有颜料，只是用铅笔简单勾勒，但每幅画儿都是那么栩栩如生。有一张“边区扭秧歌”的画，非常形象，寥寥数笔把当时边区人民的喜悦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画在战争中遗失不少，保存下来的有一些被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
1941年8月，王唯真调到了《解放日报》任美术编辑。由于懂外语，11月，又调入新华社做英文翻译。从此，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延安城东门外有个清凉山，说叫山其实并不太高，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就在山上的窑洞里办公。当时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清凉山也常有敌机轰炸。
抗战期间的延安新华社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虽然没有和敌人直接交锋，可同样充满了紧张战斗的气氛。为了保证中央能及时掌握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发展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十几名译电员、编辑和电台抄报员挤在三间窑洞里，昼夜不息，轮流工作。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外加几杆铅笔、几张稿纸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报务员日夜收听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发布的新闻，面对外国通讯社用机器播发的每分钟200多个字母，他们要高速的把它抄下来。这些字迹像“乱麻”加“豆芽”的天书交给英、日翻译组的同志把它们破译出来。正是战斗在清凉山的这批抄报“神童”和“破译天书”的能手，保证了党中央耳聪目明，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天下大事。当时的新华社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讲话的喉舌，被敌占区人民视为“黑暗中的一座灯塔”，它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王唯真不仅英文翻译的好，还会写文章，半年后，他被调到新华社广播科担任编辑，成为新华社第一个专职国际编辑。当时的广播科是新华社和延安广播台在清凉山较早的编辑部门，主要负责向敌后各解放区的报纸播发文字稿，和通过延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包括蒋管区和敌占区）发布口播新闻。延安电台电力虽然不强，可是全国都能收听到，南洋华侨地下报纸有时也能收听到。它成了日本同盟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强劲对手。它发布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文章，指导着全国革命人民的对敌斗争。
王唯真每天的工作很紧张。先要用极快的速度把译电稿过目一遍，修改里面的错别字，然后按标题分类，从中选出重要新闻，然后送给《解放日报》编辑部，供报纸和《参考消息》使用。1942年到1944年的国际新闻，都是由他编撰的。不但要编，还要写，王唯真在这段时间里练成了“多面手”。
那个时候，新华社工作条件非常简陋，王唯真的办公地点是一个快塌的大土窑，洞内用木架支撑着。门窗没有玻璃，就用白纸糊上，风一刮哗哗作响。延安的冬天冷极了，气温有时降到
同父亲的报馆相比，延安新华社的条件太艰苦了。可王唯真从没有后悔过。他回忆说，主要是精神的力量，在当时越是环境艰苦自己感觉越光荣。因为他是在为党工作，为新中国的解放工作。他的新闻功底也由此更加坚实。他后来写东西速度快，许多新闻都是不打草稿一口气写下来，还练就了口述新闻的本领。他说：“是清凉山磨练了我，在延安的八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后来无论是‘巴西事件’还是‘文革’的批斗，我都能挺过来与这一时期的锤炼是分不开的。”
四、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现在最喜欢的还是当记者，他说：“我有当记者的素质”……
新中国成立后，王唯真历任新华社国际部东方组组长、香港分社副总编、越南分社社长、新华社驻巴西记者，后来又担任新华社常务副社长、代理社长。
很多人都说王唯真是新华社的“活化石”， 因为他参加革命早，又一直在新华社工作，比较了解新华社。
了解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正直、敬业的人。也有人说他有一股知识分子的书生气。我在采访中问他；“您觉得自己有书生气吗？”王唯真点点头。他说；“我干事情总要问为什么，没有道理的事，我想不通的事，我不干。林彪说‘毛主席说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说，不对，‘不理解的’怎么执行？”他又说；“80年代整党时，支部对我有一个评议：书生气重，但大事不糊涂，在国内外重大斗争中，政治立场坚定。保持了党的好传统。”
在“文革”动荡的年代，一心想做好业务工作的王唯真也身不由己被推到风口浪尖上。1967年2月他被任命为新华社代理社长，全面主持新华社的工作。新华社当时很混乱，所有科级以上的干部全部被打倒了。王唯真竭力支撑着工作的运转。但是，他脑中想不通的事越来越多，为什么那么多延安时期的老革命都被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革命战争中的功臣，怎么变成反党分子呢？他想和别人交流，可话题刚一提出，听到的人都是连忙摆手，吓得不敢谈这么敏感的问题。由于他不允许新华社的造反派乱揪乱斗，所以他成了造反派冲击的对象，几次险遭绑架。新华社的造反派放出风来说，“不打倒王唯真，新华社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不下去”。
王唯真回忆说，有两件事当时是他顶着压力做的。一是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新华社搞战备图片。有一次，周总理说，“万一原子战争打起来，新华社负责保存的大量历史图片的保存问题要想办法解决”。遵照总理的指示，王唯真在新华社成立了一个图片战备小组，做了能防辐射的铅皮盒子，可以把资料放在里面。还在外地建立了保存基地。这就解决了总理说的图片保存问题。“文革”中，随着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被打倒，他们的照片也被很多单位销毁。新华社的一些人也提出要销毁新华社保存的刘、邓等人的照片。王唯真坚决反对，并下令“历史照片，一张不许动”。造反派说：“你算老几？” 王唯真毫不示弱：“中央说了我有职有权，你不同意你去上告。
就这样，在他的死命令下，新华社得以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图片。粉碎“四人帮”后，王光美同志要找刘少奇的资料，跑了很多地方，都说销毁了。最后在新华社看到保存完整的资料，很是惊讶。“你们是怎么保留下来的？”新华社的同志后来讲，没有王唯真当时的坚决抵制，很多后来我们看见的珍贵镜头就不复存在了。
还有一件事，1968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给王唯真下指示：新华社要派三分之一的人下去帮中央了解情况。王唯真觉得这事要慎重，三分之一在新华总社就是1000多人，派这么多人下去，会影响新华社的正常业务工作，他坚持要上面拿出正式批文来。他请示当时负责宣传的姚文元，姚文元对他说；“中央信任你，你就大胆干嘛！” 王唯真坚持不执行，要求必须将口头指示改为书面指示。陈伯达、姚文元一伙惯于将责任推给下面，这次不得不下达书面批示，但却把1000人改成40人。王唯真看到人数有这么大的变动，一方面为当时自己没有仓促执行而庆幸，同时心里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也很生气。一怒之下，他竟自作主张，“一个都不派”。这件事，既防止了一起大乱，也保护了新华社的干部，使他们免于后来被错划为“5﹒16”反革命分子。
中央文革小组对新华社的控制，新华社内部造反派的冲击，社会空气的日益沉重，所有的一切都让王唯真感到压抑、愤怒。他和父亲王雨亭一样，也是一个耿直、不会妥协的人。于是，代理社长只干了一年，王唯真提出辞职。这个举动在当时的新华社引起很大的反响，也给造反派提供了一个口实，于是，他被打成新华社“5﹒16”总头头，说王唯真和中央文革对着干，是“反革命黑干将”，把他抓起来，要送进秦城监狱。幸亏有周总理的保护，才免入狱。1968年，王唯真被关进了牛棚，强制劳动，直到十年动乱结束。`
作为一个老的新闻工作者，记者这个职业给他带来过风光，但更多的是磨难。当我问他对职业的看法时，老人毫不犹豫告诉我，他仍然喜欢做记者，他说：“我有做记者的素质，不管做什么都能较快打开局面。”他在一本《怎样做驻外记者》的书中写到：机动灵活，善抓机遇，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应该是驻外记者永远不变的基本素质。
回顾历史，王唯真说自己是九死一生，能活到现在也是不容易。当初王唯真从海外回国时，由于路途和环境的险恶，在贵州境内，翻车事故和疾病使他们当中的三人丧生，在川南他曾差点被国民党军警抓走；建国后，他负责报道东南亚消息，本来派他参加万隆会议报道，由于临时发高烧，没有去成，结果是他应乘坐的克什米尔号飞机发生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1964年的“巴西事件”很可能就回不来，他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文革”中，差一点被“四人帮”关进秦城监狱。从“牛棚”出来时，结肠癌已经扩散，家里已经收到病危通知书……
我问他经历了那么多磨难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王唯真坚定地说“要有信念。在延安时我们唱《国际歌》：‘要为真理而斗争’，唱它就要实践它！”
“文革”中，很多人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击。当时想不通的人不少，仅新华社就有20多人自杀。王唯真忘不了在延安一个叫王德的教员给他们上党课时说的一番话：干革命有时会有曲折，要能经受委屈。这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要革命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王德举例说廖承志、肖劲光长征时被张国焘抓起来，差一点被杀掉，幸亏毛主席他们赶到，才被解救。王唯真当时听了不解，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说自己在入党前，思想斗争很激烈。最后终于想通了。既然选择了革命，就要能承受各种各样的考验，要有坚持到底的信心。正因为有了这段教育，有了当初的深入思考，在后来，不论是在巴西事件中，还是“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王唯真都坚持了下来。
王唯真说：：“人要相信自己，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正义，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被打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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