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唯真于1923年生于福建泉州，10岁那年，随父“过番”赴菲律宾。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行为引起菲律宾华侨的极大愤慨，一批批华侨青年回国奔赴抗日前线。侨领王雨亭受廖承志和成仿吾的委托，介绍了许多华侨青年回国投身革命。眼见一批批热血青年回到祖国，年仅14岁的王唯真激情难抑。一天，他突然向父亲提出要回国参加抗日的要求。王雨亭大为惊讶，没想到儿子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劝儿子说：“你体弱多病，尚未成年，回国参战以后再说吧。”“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行动敏捷，打仗没问题……”王唯真缠住不放，继续追问。

　 儿子强烈的爱国热情使王雨亭大为感动。1938年10月，15岁的王唯真告别了南洋优越的生活，在父亲的陪同下乘上回国的客轮，到了香港。父子俩抵达香港时，恰遇日本鬼子在华南登陆占领了广州，没法回国。两人只好在庄希泉（解放后为全国侨联主席）家中住了半年。1939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驻港办事处的安排下，王唯真终于踏上了去延安的革命征程（见照片，图为王唯真在延安）。

　 父子分别，王雨亭爱怜地看着幼子，思绪万千。他感慨写下：“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忘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教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健壮而又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这感人肺腑的赠言，如今已被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所珍藏。

　 1941年，王唯真被《解放日报》调去做了美术编辑，后又调到新华社当翻译。因王唯真能写一手好稿子，又当上了记者。在艰苦的岁月里，王唯真的思想日渐成熟，业务水平一步步提高，曾被评为“模范工作者”。他在《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南洋殖民地人民的胜利》、《印荷谈判经过》、《菲律宾的“独立”》等颇有见地的长篇述评。1946年夏天，为了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他写了《告侨胞书》，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用粤语、闽南语和普通话播出，这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对华侨播音。

　 二、“九颗红心向祖国”声名远播海内外

　 新中国成立后，王唯真历任新华社国际部东方组组长、香港分社总编辑、新华社驻越南分社社长。1961年，王唯真作为新华社驻巴西记者来到巴西。当时美国正暗中唆使巴西右翼势力推翻古拉特政府，中国记者成了他们策反和迫害的对象，王唯真他们一到巴西就收到不少美蒋特务寄来的策反信。

　 1964年2月，王唯真赶回北京向组织汇报巴西的政治形势，预言可能会发生政变，同时他向家里人交代说此去可能凶多吉少，但祖国的召唤无所畏惧！临行前，王唯真带着妻子陈萍和3个孩子特意来到天安门广场照相留念。

　 当年3月31日深夜，里约热内卢突然枪声四起，巴西发生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政变。4月2日晚23时30分左右，新华社巴西分社驻地被武装警察团团围住。此前1个小时，王唯真和鞠庆东用打字机打完发送北京最后一条关于巴西政变的新闻。

　 危急时刻，王唯真对鞠庆东及贸易小组派来和他们做伴的马耀增、苏子平说：“不能在深更半夜被他们绑架，一定要坚持到天亮。”同时，他们打电话通知巴西记者协会和外国驻巴西的记者到现场采访。一切安排妥当，王唯真拿起衣服去洗澡。这时，门铃响了，他们没理睬。一会儿，警察又打来电话叫他们开门，被他们严辞拒绝。坚持到黎明时分，气急败坏的警察用枪托、铁棍一阵乱砸……门被砸开了，警察拿着警棍和枪穷凶极恶地扑向王唯真等人，王唯真等3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多次皮下出血。王唯真义愤填膺，扯起自己的上衣怒视着敌人的枪口，大义凛然地说：“有胆量你们就开枪吧！”凶恶的警察一枪托把他打倒在地，皮棍、枪托像雨点般落在他身上，当场把他打昏过去。打完了，警察们把他们带到警察局。

　 王唯真等九位同志被捕后，关在连根草都没有的牢房里，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一天没吃饭，饥饿难耐，遍身疼痛。第二天夜里，一位巴西将军带着翻译和打手到监狱说：“先生们，台湾很器重诸位，我们已作出决定，准备好飞机，后天早晨送诸位到台湾。到那里，你们就自由了。”

　 “这是要我们背叛祖国，我们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我们死也不去台湾。”王唯真大声喊道。9位同志决定集体绝食，和敌人抗争到底。

　 他们绝食的消息被记者捅出去，社会一片哗然。两天后，巴西当局不得不暂时取消绑架他们去台湾的计划。生命可以丢，祖国怎能忘。9名同志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可丝毫没动摇他们对祖国的一片赤诚。

　 1964年国庆到了，“九颗红心向祖国”的英雄们谁也没有忘记这个喜庆的日子。王唯真蹲在牢房的一角画起了毛主席像。其他同志则将首批家属代表探望他们时送来的红色点心盒子分成两半作为两面红旗，并用刮胡刀将金黄色的糖果纸刻成镰刀、锤子和五角星，分别贴在红旗上，制成一面党旗和一面国旗。

　 9月30日夜23时（北京时间为10月1日上午10时），9位同志同时站起来，对着毛主席像和两面红旗，压低嗓音，庄严地唱起了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们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唱出了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巴西当局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他们有罪，只好把他们送到巴西军事法庭公开审判。到12月下旬，军事法庭共开庭7次（见照片）。从一开始，法庭就剥夺了他们的发言权。针对巴西当局的诬陷，他们为平托提供了十多万字的辩护词，每一次都使巴西当局成为可怜的“被告”。后来，在国内各方力量的极力营救及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巴西军事法庭以颠覆罪判他们10年徒刑，驱逐出境。王唯真还抓住惟一的一次发言机会，慷慨激昂地驳斥巴西当局，他大义凛然地说：“我们是来驳斥你们的，不是来接受审判的……”

　 1965年4月21日，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9位同志几经转折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朋友以及首都各界人士数千人到首都机场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