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唯真由于英文好，解放以后，大部分时间在国外采访。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像现在，他去的国家有的还没有建交，记者生涯十分艰难，甚至有几分危险。有时他出国和妻儿拥别时，有一种生死离别之感。一九六四年他在巴西采访时，由于军人政变，他和其他八位同志被捕入狱，他们在狱中绝食斗争，表现出中国人的勇气和尊严。后经巴西有良知的律师的辩护和人民的声援，获释回国，被誉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文革中，他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中央有红头文件，是陈伯达到总社宣读这项任命。陈后来被定为四人帮，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陈伯达当年在印尼时，是王雨亭朋友的一名下属，王老先生知道他的身份后，曾保护过他，救过他的命。他俩的活动不在一个层次上，特别是王雨亭入党后，他的工作范围（或者说统战对象）多为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侨富商。后来，对王唯真长期停职审查，也没有发现他和四人帮有任何瓜葛。他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在介绍他的悼词里，评价他在代理社长时做了三件事：（1）保护了干部；（2）保护了新华社的珍贵资料和图片；（3）使新华社的工作正常运转。足矣！在追悼会上，我看到当年审查他的军代表、年近九旬的张某也参加了追悼会。
王雨亭老先生死于文革，但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他的儿女们的遭遇，对他是致命一击。王唯真的弟弟王明爱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差一点饿死在劳改地北大荒，文革中又送去劳改；王唯真的姐姐王双游夫妇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文革中王双游被斗、养猪、挨饿、受尽折磨与屈辱，后死于胃癌；她的丈夫入狱七年，受尽折磨，死在狱中；王唯真最小的弟弟王应凯，先是被捕入狱，在非人的折磨下精神失常，后又转入疯人院，直到粉碎四人帮。这些可以称之为优秀儿女们之所以屡屡遭劫，“罪名”大都是“国民党特嫌”。王雨亭的孩子们成长或正在成长的年代，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很多干部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当时整个世界分成两大阵营，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整个中国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种族党派，全民抗日，而抗日的主战场在国民党。王雨亭一家在海外，他的儿女们像他一样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都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从事情报传递工作，只要有利于抗日的情报信息，首先送交香港地下党，有时也送给国军甚至盟军。我们长期接受的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蒋介石不抗日，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鬼子。”王雨亭的子女们以及一些回国的华侨，他们中的一些人都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以上情况不被理解而定为“国民党特嫌”，遭到迫害。
王唯真在代理社长期间，同样遭到残酷的迫害：批斗、打骂、抄家、侮辱，长期审查，失去自由，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加重了病情的恶化。王雨亭老先生弥留时，他的许多子女不在场。王唯真也不在场。他最后一句话是：“他们给唯真贴大字报啊！他们给唯真贴……。”
有一个问题使王氏父子长期不解，王雨亭回国后职务为侨联秘书长，不知为什么只给他两间简单的平房，一间和他老伴同柱，一间是保姆兼厨房。不知是不屑于物质待遇的争取、还是不敢不愿向上级反映？王雨亭从来无法在家中接待任何亲朋好友。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的家人都得到平反改正。这时，王唯真才知道，他的父亲原来是长期被控制使用。据说，王雨亭的葬礼却开得很体面，大概是人已经死了，用不着再控制了，隆重的葬礼显示党和国家对他的尊重。
关于王唯真亲人的遭遇，还有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插曲。他的最小的弟弟王应凯虽然从文革时的监狱到疯人院，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回家，但精神病并没有根治，时好时坏。好时反复吟唱一首歌：“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烟雾蒙住我的眼，喝酒烧焦我的心头。”这是苏联十月革命前沙皇时代劳动人民唱的一首歌，王雨亭老先生在海外时经常让他的儿女唱这首歌。王应凯唱时个别字有口误，我已无从核实。王唯真为了驱散弟弟心中的阴霾，经常带他出去散心。有一次，他们来到中联部负责同志家中，那位副部长的千金小姐看到仪表堂堂的王应凯，顿生爱慕之情，王唯真怕酿出爱情悲剧，随后向部长讲述了王应凯的遭遇和目前的病情。这位小姐当时有四位追求者，她全然不屑一顾，进一步知道了王应凯的情况后，不仅爱他的仪表，还同情他的不幸，决心以身相许。她要以她女性的善良，温婉和美丽（我没见过她，陈萍和王唯真的女儿红红都说她非常漂亮），改变他的命运和处境。两人很快结婚，很快生子，王应凯终因病情发作而病故。他死不瞑目。也许就在他弥留时他才悟出：生活本该这么美好幸福，他不愿离去，他留恋贤淑美丽的妻子、牙牙学语的娇儿。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了给人看。所谓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闪光的人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