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摘帽右派的妻子，被迫走向与一个庞然大物——四人帮的暴政挑战的道路，几行简单的文字，说不透我以死相拼的愤慨和胆量。
我是普通记者，文化大革命本来与我无关，却与周原有关。虽然，文革中的斗争对象，是上上下下的当权者、是毛泽东时代的受益者，但被这些当权者、受益者在过去十七年里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千百万受害者也列入斗争对象，且把二者捆在一起戕害，对后者揪斗之惨烈往往超过前者，大有清算几代，连根拔除之势。单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就不是一个人所能发动和领导的，而是长期的极左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时产生的一个怪胎。
我和周原当时都是河南分社的记者，他打成右派后，在劳改中差点饿死。几年后回到分社，第一篇报导就是新乡县刘庄的支部书记史来贺，这篇长通讯刊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并配发社论；第二篇是通讯《管理宽》，我定好题目采访一半，因客观原因交给周原采写，总社来的冯健听了我的汇报，对此很有兴趣，由他俩共同完成；第三篇就是他和穆青、冯健合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三篇东西当时在河南、在全国都引起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焦裕禄引起轰动。这些成绩并没有使分社社长朱波对周原手软。文革一开始，他以为一九五七年又来了，首先把周原和我揪了出来。不久运动转了向，造反派又把朱波揪了出来。我们原以为可以松口气解放了。不然，分社造反派头头刘健生、一个历次政治运动的打手，一个运动痞子，他一手揪住朱波，一手揪住我们。他手下有一名得力干将林某，是到分社不久的大学生，身强力壮，在院里一声吼叫，令人毛骨悚然，感到恐怖，他一把掌打到周原脸上，他跄跄啷啷站立不住，可以致命。他们知道周原是烈士的后代，多位长辈死在敌人的刺刀枪口下，却命他站在院子里向毛主席“请罪”，罪名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以上的迫害还属共性，下边的个例却把周原推向绝境。焦裕禄这篇通讯，被兰考的反对派宣判为“大毒草”，他们成立了揪斗三名作者的战斗队，一批批红卫兵来分社揪斗周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轰动全国的这篇大通讯，关于它的采写情况，口头向外介绍由作者之一的副社长穆青，文字介绍由另一位作者冯健，周原倒落个清闲。现在一说是“大毒草”，铺天盖地的“罪名”压向周原。周原对兰考的反对派说：“这篇通讯是三人合写的，有三人的署名。”他们说：“我们去北京找过他俩，他俩都说，这篇通讯主要是你采写的，他俩不了解情况。”他们还说了更难听的话，我这里就免了。
为了配合兰考的斗争，刘建生、林某锣鼓喧天拉着周原游街示众。他们如此百般折磨周原，是他还有个“把柄”在他们手中攥着。周原五七年因为说实话写了三门峡的内参被划为右派，由于“秉性难改”，劳改时又说实话定罪为“攻击三面红旗”，再次遭到比五七年更严酷的批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举刀砍断三个指头，写了“断指血书”，这在当时叫反党。刘建生、林某把周原拉到大街上，强制他举起断指的那条胳膊，向围观的群众嚷叫：“老右派周原就用这只手，写了大毒草焦裕禄。”我冒死跟在离周原不远的一群人中，怕他被乱棍打死。游街示众后，刘、林不让家人知道又把周原送到一个“牛鬼蛇神”集中的地方，残酷批斗、强制劳动。在这之前，他们还把周原的母亲——一位年迈体衰的烈士的妻子赶出分社。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用文字形容我的心情。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我必须争得人身自由，才能寻找我的家人，保护孩子不流落街头。但我没有人身自由。我从早晨六点到下午六点被强制性地扫大街，擦洗厕所，搬砖搬瓦，随时随地被抄家、被批斗、被训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社有报导任务下达时，由女造反派头头押解我下去采访，稿子写好交给她继续劳改。我唯一的“罪名”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
一天深夜，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院里最显眼的地方，大意是警告刘健生、林某：你们要是跟踪我、抓捕我、限制我人身自由，一切后果你俩负责，我现在要去北京告你们。
分社一共几十人，办公室和宿舍在一个院子里，进出口只有一扇大门，看管大门的是一位姓张的老人，大家叫他张大爷，他住的一间平房和大门紧挨着，晚上没有人出入时大门由他落锁。从五七年反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对周原和我都十分同情。我贴好大字报，推开张大爷的门，他和张大娘披衣坐起吓得直哆嗦。我说：“张大爷，快给我开大门，我要跑。”这正是一月底或二月初，最冷的时候。张大爷说：“兵荒马乱，天寒地冻，你往哪里跑？“我说我去北京告他们。”张大爷还想劝我，我没有心思向他解释，求他快穿衣服。他因为又冷又惊胳膊伸不到袖子里。我帮他穿衣时，告诉他，我可能给他带来麻烦，刘、林如果逼你太甚，你就说我砸开你的门，在桌子上拿走钥匙……。正当张大爷打开大门，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又扭过头乞求他：“天亮时，请张大娘偷偷去我家看看三个孩子，叫他们不要怕，说妈妈三五天就回来。”张大爷猛推我一把：“快跑！”
分社离郑州火车站有五六站，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这时已经没有了。我一口气跑到车站大厅，在一个角落处软瘫下来不能动。我的毛衣毛裤连着内衣因出汗湿透贴在我的皮肤上，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是在发烧。那时，从郑州到北京的火车，要么是晚上，要么是早晨。我如何等到天亮爬上火车，如何天黑时在总社招待所门口因没有带任何证明不准住宿而蹲了一夜。在分社我已有几天几夜没有吃好睡好，此时整整两天两夜不进茶水饭粒，我走到王唯真的办公室，已经难以支撑了。以上这一切细写起来要很多文字。总之，我闯进了王唯真的办公室：
“王社长，我是从河南分社偷跑出来的，已经没有了退路，你要救我。”我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谈了我一家的遭遇。王唯真请我坐下，递给我一杯水，抓起桌上的电话要政工组的苏群，他请苏群给河南分社的刘建生打电话，他说：“第一，陈健同志到总社来反映分社运动情况合理合法；第二，她是普通记者，不是这次运动的打击对象；第三，她来北京的往返路费回去要给她报销；第四，分社任何群众组织，都无权限制她人身自由、强制她劳动，她回去应正常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苏群，或是给招待所打个招呼，或是给她写个便条，她现在急需住下休息……。王唯真打电话时没有分一二三四，是我写时分开的，但上边的意思都说到了，大都是原话。我没有提周原的问题，这个问题要等到十年以后，耀邦同志上台主政时，才能作不彻底的解决。
我回到分社，上述意见都落实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获得人身自由，这件事轰动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及所属单位的所在区。分社周围的新闻、出版、电台、文艺、社科院等单位，有我好多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原先的处境一样，认为是“漏网”的右派，当我的这些朋友还没有“解放”而知道我“凯旋”归来时，暗中串连、奔走相告，王唯真的大名也不迳而走。
最高兴的是我的孩子们，之前他们在院子里，碰见大人、孩子不敢抬头。妈妈没有出入大门的自由，奶奶被赶走，没有人给他们做饭。当时，即便大部分供应杂粮，每家每月二斤猪肉、半斤油，妈妈能去市场买回调理出“可口”的饭菜，按时让他们吃饱。小小的年纪说不出所以然，只是一个劲儿地高兴，但能意识到妈妈是这个家的灵魂。
“灵魂”自由了，真好！那怕是一点点人身自由，当时也感觉是一步登天。
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周原五十年代就被反右的大棒当头一击，几乎把我们一家击碎。幸运的是我们虽屡遭小人陷害，也屡有贵人相助，才得以生存下来，王唯真是其中之一。文革八年，河南的保守派和造反派轮流坐庄，我们的处境时好时坏，当周原为了焦裕禄这篇通讯要拉到兰考批斗时，已经到了火车站，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闻讯阻止了，否则周原也可能早已成为乱棍之下的冤魂；省委副书记纪登奎手中有一批被保护的干部名单，周原和我（我沾周原的光）有幸在这批名单中，当我们遭难时，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屋门口，把周原和我抢走保护起来。当年，穆青命周原向河南省委汇报豫东之行、主要汇报焦裕禄的事迹和宣读他写的通讯初稿时，听汇报的就是纪登奎，但纪说，我和老焦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了解他，不用汇报了。后来，纪登奎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了一句话：“穆青写焦裕禄还是好的吗？”总社造反派闻声把穆青解放了。
虽然，我和周原与王唯真友谊的建立，是文革中的这次解救。由于我们在河南，他在北京，后来我们一家调到北京，又由于住处相距很远，来往交谈不多。这些阻隔并没有妨碍我们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一位可交心交底的老同志。在他病故到追悼会之间有十多天时间，我多次在电话中劝慰陈萍节哀保重，有一次她无意间谈到王唯真的父亲王雨亭老先生和孙中山、和华桥富商巨贾陈嘉庚的关系，以及解放后王老先生舍弃在国外的一切财产，携儿带女投奔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他的众多儿女们在历次政治动运中惨遭不幸的惊心动魄事迹，我这才意识到王唯真生前多次和我的交谈中，想写一部王氏家族的自传，他认为这是一部在华侨中很有代表性的历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