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jmnews.com.cn  2004-10-27  江门日报

       陈祖沛１９１６年农历六月初八出生于江门市外海。其祖父曾任清朝末年的直隶知州，父亲陈韵楼曾考取秀才，后来到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读书，考取半公费留学生，东渡日本修读中学课程，毕业回国后，在广东农学院当助教，几年后携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于著名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当时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向旅日华侨宣传革命。陈韵楼等４人在孙中山的教育影响下，一起加入了同盟会。陈韵楼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本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和抱负，锐意经商。

　　陈祖沛禀性好动，读书成绩不好，被父亲视为“不肖儿子”。１９３０年，陈祖沛１４岁，在广州八桂中学初中二年级就读，还未完成学业，老父便命他辍学离家去香港，进入南北行当学徒。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陈祖沛在商场上崭露头角。一次，陈祖沛所在的南北行，据报有米船到，急需派人接洽生意。行里的经纪人适因故不在，１５岁的陈祖沛便前往与米船东主洽谈，居然战胜众多老练的竞争对手，以最恰当的价格，全部买下了这批米。从此陈祖沛得了善于做买卖的美名，传遍了整个南北行业。

　　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３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量失业。陈祖沛亦频频被解雇，数易其主，于１９３４年回到江门帮的老板那里当学徒。

　　１９３５年世界经济出现复苏苗头，南北行山东帮的几位老板聘陈祖沛的大哥陈祖潘当他们的经纪人，但明确要陈祖沛当助手。陈祖沛接受了山东帮东家的委托，在广州当起了四家商号的代理人。四家商号是威海日盛德、青海丰泰仁、大连泰和兴、天津德和永。为了有利工作，陈祖沛借沙基有安米行作为落脚点出入。有安米行是广东新塘帮刘镇湖开办的。刘镇湖胞弟刘镇球是澳洲侨工，兄弟二人合伙在广州开办飞腾汽车公司，客货兼运。有安米行有飞腾汽车公司在运输上的支持本应如虎添翼，但由于欠缺业务上的好手进行管理，生意却难以发展。刘氏兄弟商请陈祖沛担任营业主任之职。陈祖沛一接手开展业务，即锋芒毕露。

　　陈祖沛从香港进口洋米，销售给广州市内和郊区的米铺、酒楼、饭店和小食店，采取“薄利多销”的手段，大批购入，小批卖出，精打细算，货如轮转，顿使有安米行业务蒸蒸日上。

　　１９３７年秋，江门帮余连、中山帮胡秉和陈祖沛的大哥陈祖潘三人各出资金３０００元，合共集资港币９０００元，在广州六二三路开办光成行，另在香港设贸易部。众股东推举胡秉出任光成行经理，并聘请陈祖沛为业务主任。陈祖沛把光成行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大半年时间，光成行竟赚了两万多元，相当于开张时投入资金９０００元的两倍多。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沦陷，陈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业期间，陈祖沛到实用会计学校学习了两个月会计课程，后因广州光成行还有扫尾工作，股东命陈祖沛再回广州处理存货，陈祖沛于是取道江门转道步行回广州。

　　原来当时广州市粮食和副食品奇缺，光成行的存货大受欢迎，处理过程顺利，所有存货瞬间就销光了。陈祖沛看准广州市场特别需要粮食，便即在广州创办大成行，利用原来光成行的铺位，拿出自己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小洋６００元作为股本，成为大成行最大的股东。

　　大成行开张后一炮打响，开业半年，本利赚四五倍。从此，陈祖沛所经营的各项生意大展鸿图，扩展到海外东南业一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所有工商企业都陷入困境，陈祖沛却能够运用观察力和思索力，寻找新的商机。

　　他的家乡新会有一著名的土特产葵扇。新会城过去家家户户都在家做些加工葵扇的活计。由于战争的影响，侨汇不通，葵扇完全没有销路，大量积压。陈祖沛经过调查了解，上海虽然初有电风扇，但是除了极少富贵人家之外，广大民众还是靠手摇葵扇生风解暑的。此外，上海人于清明时节扫墓时，还有烧葵扇的习俗。由于葵扇的生产地主要是在南方，战争已使葵扇来源断绝日久，倘若把葵扇运去，必然畅销，于是陈祖沛决定排除万难做成这笔生意。

　　要做葵扇生意，关键是解决运输。战争中公路和铁路交通瘫痪，只能利用轮船从海上运货。这时只有日本船才能在海上来往无阻。日本船只从华北运送大量物资到东南亚侵略前线，回航时往往空载。陈祖沛了解到这种情况，就通过日本洋行办理托运，利用日本商船接载葵扇。１９４４年３月至４月，那批葵扇开始运到上海分批上市，获利过倍。大成行的资产，一下子从折值港币ｌ０多万元增加到港币３０万元。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胜利，陈祖沛马上作新的部署，在香港设立大成分行，１２月更把总行从广州迁到香港。

　　当时陈祖沛爱读《世界知识》杂志，对杂志中一位作者刘思慕的文章十分佩服，而刘思慕正是陈祖沛的远房亲戚，偶然一次机缘两人会面，彼此倾吐心曲，相见恨晚。刘思慕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曾到过苏联、德国和奥地利留学，后来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潜入蒋介石的军事要害部门做地下工作。陈祖沛通过刘思慕的介绍，认识了不少有名望的学者和民主人士，如许涤新、黄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汉夫等人，还有一批是香港和从大陆来港创办企业的工商界知名人士，如黄长水、费彝民、陈君冷等，与他们结为好友。

　　《华商报》复刊之后，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力量在香港的喉舌，《华商报》的复刊经费，是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筹集，但经济上仍然存在很大困难。刘思慕特地约陈祖沛到报社谈及有关情况。陈祖沛即刻认捐港币５００元，又替大成行捐１０００元，另外还动员了一个有关系的商户不具名捐上１００元，接着又用订报的办法，给予《华商报》实际支持。

　　解放战争捷报频传，使得进步人士十分高兴，面对着国家民族重大的转折关头，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以报道解放的大好形势。陈祖沛应允捐助开办费１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５０００元。陈祖沛还支持进步的文化事业和福利事业，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解放大军等等。自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５１年，陈祖沛捐献给革命事业的款项达１０万多港元。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平津战役面临决战阶段，陈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陈祖瀛赴天津，动员职工做好迎接天津和华北地区解放的准备工作。当解放区后方遭到美国和蒋介石军事封锁，各种物资非常缺乏，土特产销售不出，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陈祖沛开辟对新解放的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他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３０００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面对着美蒋的海上军事封锁，陈祖沛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决定亲自押运。他那“三民号”是从香港满载货物开往人民的天津港的第一艘货轮。在这艘轮启航前，在香港的中共方面有关负责人许涤新和饶彰风高度赞扬陈祖沛带头开辟从海上对新解放区的通商贸易，并请陈祖沛掩护当时《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享誉国际的音乐家马思聪，著名的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四位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乘该货轮秘密北上准备参加新政权的政治协商会议。陈祖沛作了周密部署，萨空了、金仲华、马思聪、欧阳予倩四人分别化装充作大成行职员，惊险地摆脱了国民党军舰的追截盘查，安全抵达。

　　１９５０年５月，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香港澳门工商界人士回到祖国东北观光，黄长水任团长，陈君冷、莫应、马万祺任副团长，陈祖沛任总务主任。陈祖沛说：“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

　　陈祖沛自回国参观后，决心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行列，集中资金回内地投资办厂，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带头参加公私合营。

　　１９５２年“五反”运动开展，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大成行要交付“补税款”２００亿元（旧人民币），即使倾其国内各个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只好命香港分行汇１００万港元回来凑足２００亿“补税款”。后来总结评定天津大成总行为完全守法户，依政策包括各分行在内都不用补税款和罚款。陈祖沛于汉口的大成分行在“五反”运动中也成为当地重点打击对象。“五反”运动某些过“左”做法，让陈祖沛受到第一次严重打击。即使如此，自从接受公私合营之后，陈祖沛仍有信心活跃市场经济，在国际贸易上大显身手。不料到１９５７年，陈祖沛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陈祖沛自被划为右派分子后，随即被革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职务，到１９７９年才得以改正错划和恢复职务。

　　１９８２年陈祖沛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廖承志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受的委屈太多了，党对不起你。”陈祖沛感动得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６日，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郑群、副部长陈景文到陈祖沛家中探访，《南方日报》随即于２月２０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有关这次访问的详细报道，题目是《陈祖沛一贯爱国》。文章写道：“郑群部长赞扬陈祖沛一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陈祖沛对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和党对他的关怀表示感谢。”

　　当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乍起时，陈祖沛不惜以残病之躯，为打开国门，动员更多朋友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奔走呼号，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