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晋西事变"后，赵承绶遵照阎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项原则，到孝义县白壁关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会谈，临行之前，阎锡山把赵承绶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长谈。阎锡山对赵承绶说：“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各位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咱们如果在中国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内政自理’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咱们就不会有力量。如果要让咱们象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会谈中，赵承绶代表阎锡山要求日方给阎三十个团的兵员和装备，日方只是口头答应。次年3月，赵再次奉命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商。双方口头协议，消除敌对行为，共同防共，赵又要求日军把占领的孝义县城让出。三个月后，日本军果然从孝义撤走，由阎军进驻。其间阎、日继续谈判，达成了一个基本协定。

8月12日

　　赵承绶被阎锡山指派为全权代表，在汾阳县的日军若松旅团司令部，同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宁次指派的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在双方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书》上签了字。

11月1日

　　赵承绶奉阎锡山命到太原，与日方研究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赵要求日方先拨给阎武器装备， 日方则坚持要阎先通电脱离重庆政府。赵在太原滞留三个月，事情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因此他确认日本人“没有诚意”。回来向阎报告说，从商谈过程中的情况看，日方确是诱降，不是合作。阎锡山之所以与日方接触，某种程度是对日军的“缓兵之计”，是希望借“合作”来换取停战及物资的补充，听了赵承绶的话之后，决定改变策略，暂时采取观望态度。由于在战时和敌人秘密会谈不是什么光彩事情，所以阎锡山对此十分谨慎，他选用赵承绶担当这一“重任”，表明了赵承绶在阎幕中参与重大机密的身份地位，但同时也给他的历史染上了“投敌”的垢病。 　　赵承绶从1941年起，还先后担任民族革命同志会驻会高干、北区领导组主任，替阎锡山处理组政军经教各部门重要业务，以及统管阎统治区北部各区县工作。1944年，赵又奉命到浮山县接替了杨澄源汾东领导组主任的职务，利用其当年曾当过签字代表的关系，向日军交涉让出了浮山县，作为在汾东向解放区抢夺政权和进而侵入上党解放区的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