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庆棠:“五·四”运动中崛起的新女性
发布时间：2011-06-18 11: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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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1919年，“五·四”怒潮卷到上海，当时在圣玛利亚求学并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俞庆棠立刻响应，和各校代表一起集中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复旦公学，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决议罢课，组织游行，上街演讲。“六·三”以后，这位瘦小的“闺阁千金”，更冲破学校禁令，带领女同学，清早背着竹筒走上街头，边宣传边募捐，鼓动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奔走呼号，忍受劳苦，常在众人之先”。这以后，她又积极参与筹备全国学联，并被选为上海学联代表，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在筹备会议和成立后的评议会上，俞庆棠总是“侃侃发言，每能切中肯綮，扼要不烦，态度沉毅而恳挚，为各校学生代表所折服”。俞庆棠是“五·四”哺育的新女性。
也许是出身教育世家，她对教育独具慧眼。“五·四”前，二十出头的她已在校刊《凤藻》上发表文章，提出“立国于物竞剧烈之时代”，必须“普及教育”。“五·四”以后，她更认识到“单靠学生的力量是不够的”，要以“教育唤醒民众”。她决心到“新大陆”去学教育。
1919年8月，俞庆棠典卖了准备结婚用的金饰，在兄长的资助下赴美留学。她先后进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社会学和教学学，受业于杜威博士和克伯屈博士。她勤奋学习，用两年时间修完大学课程，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士学位。她身在异域，心系祖国;她担任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常和中国留学生议论国事，发表《毋忘山东问题》这样的政论。
俞庆棠虽是杜威的弟子，但并不受杜威的束缚。杜威的学说“教育即生活”曾被西方奉为教育经典，而俞庆棠在以后的教育实践中却发展了杜威的理论，说：“学校生活不过是生活的一个阶段”、“现行学校教育，绝不能代表终身的过程。教育的最大功能，只有将整个生活，继续的予以指导”。提出了“生活即教育”这一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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