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人已融
雪人已融
——給周梁楷、黃清連的信
(逯耀東)
梁楷、清連弟:
在報上看到梁楷的照片與清連的名字。梁楷是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小組的召集人,清連是小組的委員。雖然其他小組的成員我也熟,但你們不同,你們不僅是我的學生,而且又是我的弟子。我的學生不少,但弟子卻不多,都在你們為紀念我退休和生辰編的《結網編》、《結網二編》中。《結網編》的出版,象徵我們近四十年師生的親密情誼。四十年彈指即過,我們師生情誼越來越深。我們雖然是師生,但情同家人,我視你們如子侄。除了治學,你們的姻緣,一路行來的成功的喜悅和挫折的抑鬱,都向我訴說。所以,我們的師生情誼決非泛泛。因此,我必須寫這封信給你們。
論理說,我的門人弟子掌握了臺灣以後的歷史解釋主導權,我應該高興,分享你們這份榮耀和喜悅。其實不然。因為一種歷史的解釋的形成要經過長期的討論和爭鳴。最初中國大陸依附政治形成的五朵紅花的歷史解釋,也是經過他們舉國歷史學者長期爭辯,一直到最後還是有共同的結論,不像你們遵從某人的意旨,閉門造車將歷史裁剪得柔腸寸斷,然後拼湊起來,就向天下宣告新的歷史解釋已經形成了。這樣不是草率些嗎!所以,半年多前高中歷史課程問題初起之時,我就認為這是一場鬧劇,這場鬧劇的結果,使我想起一首兒歌“雪人不見了,雪人不見了,雪人沒有手也沒有腳,雪人為什麼不見了?”我總覺得這場鬧劇不會維持太久,所以當問題發生,當時的小組召集人張元從大陸回來,電話問我意見,只淡淡說:“我真怕你回不來了!”梁楷當時是副召集人,我的態度就不同了,我訓了兩個多小時。我們多年的師生情誼也就此聯絡少了。後來想想我當時也許太激動了,但再往深處想,作為歷史工作者堅持歷史的尊嚴是必須,也是必要的,這也是我們經常提起的。
現在經過你們裝飾過的歷史拼盤終於端出來了,雪人果然不見了。梁楷說歷史家根據證據說話,梁楷教過史學方法,當然知道歷史工作者重建過去材料重要。歷史工作者根據最接近的材料,重建一個接近事實的過去。但是對於開羅會議的材料依據和解釋,竟是根據教育部長杜正勝的“讀書筆記”。不知道梁楷說的杜正勝是教育部長或是史學工作者杜正勝。我說的杜正勝,過去曾是一個很勤奮的中國上古社會史的工作者,但不是一個史學家,臺灣到目前只有史學工作者,沒有史學家。因為史學家不是將歷史作為一種工具,應該有更遼闊的胸襟和對歷史懷有更深層的關懷或敬意。我實在不願意說杜正勝和我是同門,都出自沈剛伯先生門下,因為他根本不瞭解剛伯先生所說的“量才適性”真意。關於“開羅會議宣言”的根據和解釋,根據杜正勝的“讀書筆記”呢,梁楷的史學方法教到那裏去了!寫到這裏,徐泓(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送來一份關於開羅會議宣言資料,包括美國外交檔案資料,和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的檔案資料共十八頁,關於日本資料是東京大學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彥研究室所譯《英、米、華三國開羅會議宣言》,其第一頁就說“日本國應將自清國人盜取之滿州,臺灣及澎湖歸還中華民國。”這是徐泓從網路上取來的,只花了幾分鐘的時間,梁楷、清連平常你們很勤快,為什麼這次這麼懶呢?
如果梁楷根據是教育部長杜正勝的“讀書筆記”,那又當別論了。雖然梁楷說屬凱撒的歸凱撒,屬於上帝的歸上帝,也就是要維持史學工作者獨立的尊嚴,如果只是部長的“讀書筆記”,那就是遵照長官意志,遵照長官意志就是政治干涉歷史了。歷史雖然是一個消逝的過去,消逝的過去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絕不可以被污辱被損害。史學工作者憑藉史料,重建一個接近事實的過去,但史料是把兩刃的劍,可以東殺也可以西砍,但史學工作者站在中間,絕不能因政治主觀意願評斷是非,司馬遷寫伯夷列傳,特別強調伯夷阻武王伐紂的馬頭,表現對權威的抗拒,最後飄然而去義不食周粟,這是表現對政治的疏離,也就是所謂隱逸,司馬遷在絕對政治權威壓迫下無處可隱,苟且偷生,他卻能以“詩書隱略,遂其志思也,”留下當代的歷史,與權威抗衡。
你們知道,我也曾捲入政治的漩渦,但終於拔出泥足,自逐於紛紜之外,兩袖清風一肩明月,一路陽春教授幹到底,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雖居非驢非馬之國,卻沒有“曲學阿世”。這是我們相處多年,你們深知的。當年編《結網編》,取董仲舒“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之意,只是如今網已破,雪人也融化,過去的幾十年也煙消雲散了,我們也在其中,其沉痛可知,思之泫然。但路還是要走下去的。最後,我將自己的座右銘寫給你們:“不論受到怎樣的摧殘和損害,不論被壓榨得如何扁平,人就是人,人必須站著走路,因為人是有脊樑的!”
夜靜更深,意不盡書。
耀東草於糊塗齋
逯耀東先生簡歷:
逯耀東,男,1933年生於江蘇豐縣。中國當代著名美食家、史學家,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1957年獲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學位。後入香港新亞書院,受學于錢穆、牟潤孫、嚴耕望等名師門下,獲哲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助理研究員。
1966年,任教于臺灣大學歷史系。
1967年,進入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深造。
1971年,由沈剛伯、李宗侗及姚從吾三人指導,以《魏晉史學的轉變及其特色——以雜傳為範圍所作的分析》論文獲博士學位,是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第一位博士。攻讀博士期間,曾到日本京都大學京都大學平岡武夫先生研究室做訪問研究。
1977年,應聘于香港中文大學。
此外,逯耀東還曾任教於臺灣輔仁大學、政治大學及東吳大學等校。1998年退休。
1991年,重返臺灣大學歷史系任教,新開“中國飲食史”課程。
2006年2月13日,不幸以心血管疾病在臺灣高雄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