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四川省江油县一个佃农家庭。家中上无片瓦，下无插锥之地，真是一贫如洗。全家靠租种地主的田过日子。这家的主人是江油县教育局的视察委员。他势大、权大，为人心狠手辣。每年农忙时节，他规定佃户首先无偿地给他耕种，等他的田种完了，才能回来耕种自己的田。他的田种在前头，缅户的田种在后头。这样，佃户的田就错过了季节，收成哪能会好？到了秋收时，他却用他田里的产量来估佃户田里的产量。这样一估，有时还租上加租。可怜贫苦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也剩不下几粒粮食！如果你不帮他种田，他就不让你租他的田种。农民不种田吃啥子？为了活下去，农民对地主这种剥削和欺压，只好忍气吞声，有时还得给他送礼，见面也得点头哈腰。因为印把子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呀！

家中贫穷，为了活命，我七岁便帮人放牛。八、九岁时又帮我舅舅家推磨，只混口饭吃。记得十岁左右，在农忙时，我父亲、大哥、二哥帮地主家种田，我也到地主家去帮着照顾小孩，陪着他家的小孩到十几里外的学校去上学。地主的孩子也十几岁了，比我还大几岁，过沟时我还得背上他。平时走路，他也要我背他，好象他没长上胯子似的。如果遇到刮风下雨、下雪，那就更糟了，那地主崽子骑在我身上不下来，一背就是七八上十里路。不背，回家他就告状。地主也不问三七二一，抓起棍子就狠命地打我。地主崽子上课，我还得整天在外等着。地主的崽子又娇贵得很，动不动就哭。老师没办法，叫我坐到教室里陪他、哄他。这老师可是个好人，看我呆呆坐在教室里无事于，就找书给我，叫我跟着一块儿念。这样陪地主崽子一、二年，我还学会了写几个字。我天天陪着他的孩子上学、放学，地主还不给饭吃，我还得吃我自己家的饭。每当学校里吃中午饭时，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吃的大鱼大肉，我心里就十分难过，只好拿着从家里带的糠菜饼子，躲在外面角落里去啃。当时 我想，同样是人，为啥子这样不平等？不平等的事还多得很。人们常说国民党的税多，这话一点不假。我们那地方的税就多如牛毛。那时，连走路都有什么“脚板税”收税的名堂也多得很。如，保长开个会，说花了多少米，多少饯，就要由各家分摊。有时保长高兴了，掏出枪来，朝天上“乒乓”几枪，说是打土雁，打了多少多少子殚，每户得出“剿匪税”、“子弹税”。他问：  “你们听到枪响没有？”如果哪个要说没听到，他就顺手“啪啪”给你两巴掌，最后你还得拿钱出来。这些只是杂税。还有军粮哇。国民党总说这里打了胜仗，那里打了胜仗。打了胜仗就要老百姓捐粮。国民党的士兵打仗被打死了，说是为老百姓卖命，你又得拿钱出来，逼得农民有苦无处诉，我恨死了国民党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