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海北溧阳--陶家,革命的一家》-----赵德尊
叙述了陶希晋、朱琏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叙述赵德尊、陶竞华夫妇解放后在黑龙江省工作的情况。1953年3月,赵德尊突然接到东北局的调令,调任东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又兼任秘书长。这时的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已于1952年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但仍兼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及东北军区第一政委。东北局党委的工作由副书记张秀山全面负责。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会上揭发、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同年4月,东北局由林枫主持,召开东北三省高干会议,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就在这次会上,赵德尊等人被东北局批斗了一个月,于是有了“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是高岗在东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之说,《毛选》第五卷中也有此说。其实赵德尊调到东北局工作时,高岗已调到中央工作,根本没有见过面。1953年秋天,赵到北京休假,因为此时他已兼任东北局秘书长,当然要到高岗处汇报请示工作。见面后高岗谈了他对刘少奇的一些看法,要赵德尊传达给张秀山等人,赵回东北后原原本本向张秀山传达了。还有一件事情是有关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已派组织部长郭峰参加并发言,可是中央组织部又约张秀山参加并要发言。张秀山在党内生活经验多一些,他很慎重,在发言前专门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毛主席说,你讲吧,我支持你。于是,张秀山叫赵德尊把此事向高岗汇报,赵德尊也向高岗汇报了。就是因为这么两件事,赵德尊被打成了高岗“五虎上将”中的第三员上将。那时的赵德尊党内经历不多,政治经验也还稚嫩,只觉得别的什么错误都可以承担,反党的罪名是怎么也难以接受。一时间,觉得两眼发黑,天昏地暗。他多次检查自己有“宗派情绪”都过不了关,会后睡了一天一夜。最后他想到,已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就让它过去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主要是今后,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不管什么遭遇,更当积极处之,永远,永远!不管现在如何,由人民、实践、历史去作结论吧……这么一想,心里也就亮堂、豁达多了。当时东北局党组织给予赵德尊撤职、降级处分,党籍保留,从六级降到十二级,调到东北制药厂任经营副厂长。就这样赵在东北制药厂一呆就是十一年。1965年,化工部调赵到沈阳化工研究院任经营副院长。赵到东北局工作后,陶竞华随着调任沈阳市妇联副主任。高岗事出,陶也受到牵连,被从沈阳市妇联调出,先后任轻工、纺织、化工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赵德尊在仕途上遭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挫折之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来,而是继续积极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努力工作。
在东北制药厂工作期间,赵德尊注重质量、效益为先导,加强企业自身管理。他认为药品是特殊商品,别的产品质量不合格,顶多是效果差,顶多是报废;而药品则不同,药品质量不好,那就是图财害命。因此,他到东北制药厂工作后,因为不懂化工制药技术,就从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下功夫,在保障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启发岗位个人自觉把关,把提高岗位工作自身效益和提高车间产品经济效益以及全厂的效益结合起来,从而充分调动了岗位个人的积极性。后来,他们搞了一套成本核算方法:制定了保证先进的质量指标,制定了物耗(即原材料投入)指标和产出的指标,并把这些指标计算为成本及赢利的具体数字。之后,又把包括劳动消耗以及车间管理在内的各项费用,都计入各个工序岗位个人、车间的成本和盈利总账。这样,各岗位个人都有了一本一目了然的台账,从而促进了自觉提质降耗、少投入多产出,形成了原始记录、每月核算、半年全厂奖励、全年评选先进的一整套管理办法。由此,东北制药厂的各项指标进入全国制药厂的先进行列,该厂的经验也在全国化工部厂长会议上作了典型介绍,在化工系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赵德尊为人正直诚恳,说实话,办实事,受到该厂干部群众的尊敬,他也与厂里的领导干部、科技管理人员和工人们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当化工部于1965年8月调他到沈阳化工研究院任经营副院长时,他舍不得离开已经工作十一年并已有了深情厚谊的东北制药厂。于是他即向当时的高扬部长请辞,但未能获准,这样,只得服从组织安排,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
到了新的工作单位,为了熟悉业务,赵德尊认真研读药厂总工程师赵建新送给他的《化工学简明教程》以及其他有关书籍、刊物。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科研岗位应当更具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因此,就率领各研究室主任到抚顺炼油厂学习他们推广大庆的岗位责任制经验。回院后,就布置从一个研究室做起,从各课题组进行试点,待取得自己的经验后,再从自己的具体经验出发,推广到各研究室。
这个做法尚未检查总结,就到了“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造反,原来的一切生活秩序、生产秩序都乱了套。化工研究院分成三派。赵德尊从外地参观回来,才知道除一位刚从部队转业到该院任党委书记的同志外,其他老的院长、领导干部包括几位老红军院长都被打倒,院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赵德尊也在打倒之列,除“五虎上将”的罪状还加上一条“推行大庆岗位责任制”,即所谓走资派的“管卡压”。赵德尊与院党委其他领导干部一道,每次召开批判大会都接受批斗,受尽了侮辱。十年内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政治上党的中坚力量老干部、老党员的折损对我党的损害实在太重了。中共中央文件上明确讲“我们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走资派”了呢?赵德尊对此想不通,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申诉。陶竞华知道后,立即带着大女儿追到邮局把信取了回来,并随手烧掉了。陶竞华哭着说,你别作痴吧,这信送不到毛主席那里的,如果再给你个罪名,我们全家就别想活了……果然,没过几天,在一次批斗大会上,赵德尊跪在地上,一个女职工也不说话,上来兜头就是几板凳,砸得赵德尊嘴里、鼻孔里鲜血直流,当场就晕死过去,随后即被拖出会场,一个多小时后才苏醒过来。赵德尊就在这次被那个女职工打得三节腰椎塌陷,腰背弯弓,脊骨直到现在仍在隐隐作痛,从里往外透着骨寒,只好每晚烤电才能睡着。但这对经受过战火考验的赵德尊来说已不算什么,他总这么想着,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全国的老干部几乎没有不被打倒的,我受点磨难又算什么……
赵德尊、陶竞华就这样在批斗中过了三四年,受尽了侮辱和折磨。1970年腊月28日,赵德尊一家乘一辆卡车,载着一吨煤,以及装衣服、被褥及家庭用具两个箱子,清晨出发,傍晚到达下放地点辽宁义县白庙子公社老君堡大队。此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气异常寒冷。陶竞华本来身体就很虚弱,那年五十七岁的赵德尊由于砸得脊椎塌陷,原先笔直的腰板已弓了下来,两人下车时都不会走路了。押送他们一家的造反派向大队交代,这是“两个老走资派”、“两个老坏蛋”,给间破房子就可以了。因此,赵、陶一家开始被安置在一间小房子里。屋里只有一铺小炕,全家三个人加两个箱子,睡觉连身都不能翻,这就是当时的所谓“走五七道路”。到老君堡的第二天,赵德尊就到白庙子公社大集上买了两只粪篓子,就这样,赵德尊为大队捡了三年半粪,陶竞华捡了三年粪(林彪事件后,解放一批老干部,陶先回沈阳,赵晚半年)。
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下,赵德尊仍然关心集体生产,关心老百姓的生活。1971年春天到了,邻近各村都开始播种,而老君堡的领导班子散了,没有大队长,下面的东、西老君堡和孤家子三个自然屯也没了队长,党支部也散了,农业生产没人过问。赵德尊看着大队没有领导,老乡们都呆在家里不种地,农时不能误呀。他再也看不下去了,就去找村老支部书记、老村长恳谈,请他俩出来,赵德尊与他俩一道主持三个自然屯的队长选举,选出了新的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也恢复了党的生活,党支部带领全大队干部群众立即开展春耕生产。由于未误农时,那年秋后获得了好收成。农民是很讲实际的,时间一长,日久见人心,村上社员看到两个“老坏蛋”是好人,便纷纷上门做客,陶竞华都热情接待。三年之间,村上每年都为他家换一次房子,而且越换越大。与赵德尊、陶竞华夫妇一道下放来的沈阳仪表研究所的青年技术人员们,也经常到他家来做客、吃饭,赵家与这批“五七战友”、村上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