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本段　　1954年6月,捷共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会上,诺沃提尼提出把捷经济与苏联经济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措施。他宣布把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个五年计划延长到1956年,使捷第二个五年计划与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完成期限相一致。1954至1955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计划以扩大燃料、原料和动力基地,迅速发展农业为重点。1954年工业总产值比1953年增加4.4%。1955年比1954年增加10.6%,同战前相比,增加了2.5倍左右。在这期间,农机制造业和化肥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农村中广泛采用了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等各类农业机械,氮肥和磷肥产量有明显增长。在1955年党的中央全会上,诺沃提尼宣布了一系列关于加速捷克斯洛伐克农业集体化的措施。当时捷全国有56%的农业土地还属私人所有,由个体户耕种。他认为,根据苏联的经验,集体化是捷农业的唯一出路。
　　1956年2月,诺沃提尼参加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他在3月31日捷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对哥特瓦尔德进行抨击,指责哥特瓦尔德错误地把“属于党和人民的功绩”据为己有。 1956年6月,捷共通过了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指示。1957年9月30日至10月2日,捷共中央全会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的执行情况,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的决议,强调这一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1958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通过第二个五年计划法案。根据法案,1960同1955年相比,工业生产增长54.4%,农业生产增长27%,个人消费至少提高33%。在上述计划基本完成的1960年,诺沃提尼在捷共中央七月全会上作了“争取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进一步繁荣”的报告。全会宣称,社会主义已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完全胜利,即将开始的1961—1965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和文化基础的计划。会上将国名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我们这一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口号。
　　实际情况远没有如此乐观。六十年代初,捷经济遇到严重困难。1959年捷工业生产增长率为11%,1961年下降为8.9%,而1963年仅为0.54%。国家被迫停止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经济结构,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管理中的弊病,如权力过于集中、政企不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干部队伍不懂业务等也是造成生产率下降的原因。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捷对外贸易75%以上被限制在同苏联和经互会各国进行,它的对外经济联系的范围受到很大束缚,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连年出现逆差。
　　在农业方面,集体化过程中的急躁冒进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利益。捷克斯洛伐克在1959年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诺沃提尼提出,要统一把农业合作社合并成大社。1960年3月2日,他在接见普列罗夫县社员代表团时,再次提出并社问题,并具体指出,拥有400—500公顷土地的合作社可考虑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并社过程中,在如何妥善安排人力、物力、更合理地经营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
　　早在1958年2月,捷共中央全会曾通过《提高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经济效能的原则》,试图实行经济领域的改革,但未真正实行。1964年1月,捷共发布以捷经济学家奥塔·希克为首的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新体制的原则草案》。这一草案主张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的方法发展经济。1964年1月,捷共中央举行全会,决定允许各工厂企业的工资可根据产品质量和销路情况有明显差别。从8月份起,允许私人经营某些行业。10月,捷共发表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原则草案》,决定在部分企业试行“经济管理新体制”,从1966年起实行。新体制的主要内容是“用整套的经济管理体制“来代替”建立在中央指示和行政方法之上的管理体制,从根本上改善党和国家对经济的领导;通过“扩大企业的权利和责任,发挥劳动人民和企业集体的主动精神”,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诺沃提尼对改革的态度,也认为不改革不行,但是必须严防“激进因素”,极力严格限制改革试行的范围。因此,改革未能顺利推行。到1967年,经济困难仍无法排除,生产停滞,大量基建工程没有完成,财政赤字达50多亿克朗,约合6亿多美元。
　　苏共二十大后,诺沃提尼在国内面临着给过去的错案及受害者平反和恢复名誉的问题。他当政时期,党内生活仍然很不正常,党内民主受到压制。1954年4月,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曾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1960年6月,胡萨克在大赦中获释。1963年,布拉格最高法院撤销了对斯兰斯基的原判,但没有恢复党籍。诺沃提尼认为,斯兰斯基犯了很多错误,应该继续被摈弃于党外。在他看来,“如果设想事事都要复原,就会产生一种运动,其结果只能有害于党。”
　　1960年4月,诺沃提尼以反对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情绪”为名,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要“消除分权的自由主义和假民主主义的一切残余”,不允许在党、政府、立法和司法之间进行分权。在同年7月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宪法中,对斯洛伐克民族机关的职权作了种种限制,撤销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取消了斯洛伐克的民族自治权,这就进一步激起斯洛伐克人民的不满,加深了民族矛盾。斯洛伐克人提出应“尊重民族主权和互相平等”,有些人还提出成立联邦,或允许斯洛伐克独立。
　　诺沃提尼与赫鲁晓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64年,两人一起去斯洛伐克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假期。同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使诺沃提尼大为震惊。他对苏共这一作法持保留态度。在给苏联领导人的电报中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于赫鲁晓夫的不幸感到难过。
　　到1967年,六十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停滞使捷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诺沃提尼已对整个改革持否定态度,开始对党和国家的各部门加紧干预。这一年6月27日,捷作家协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家在会上批评捷党“缺乏民主,压制自由”,“践踏文化的发展”,使民族生存受到威胁。诺沃提尼没有出席这次会议。6月30日,他在布拉格党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批评和警告作家说,不能容忍任何偏离行为。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颁布了出版法,规定对书报实行检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