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艳艳的攀枝花
红艳艳的攀枝花
秦震
1987年6月，我们几个老地质队员应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请，参观了攀枝花矿山、选冶厂、市区，这是我三十年后第一次故地重游。尽管事前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却仍被它的变化惊呆了：宽阔的大街、鳞次栉比的高楼、穿着时髦的行人，俨然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城市。那荒凉的小村和羊肠小道已不知去向，我们当年勘查的足迹也已无处可寻……年过花甲的我禁不住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夜住炳草岗宾馆，久不能寐，写下《重上攀枝花》一诗以抒胸臆：
汗流荒江酒秃岭，探宝找矿深山中；
愿将青春献祖国，探明铁山意志诚。
三十年后旧地来，荒山空谷建新城；
灯火万家缀满坡，钢水映天盖地红。
漫步在攀枝花市的林荫道上，远看着炼钢炉炉火熊熊，我止不住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伙伴们，我流过血流过汗的伙伴们，我们青春时代的梦想实现啦！”
手无寸“铁”
1952年地质部成立后，地质普查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我从重大地质系毕业后一直在510队找铁矿，驻地武隆。1954年秋季的一天，西南地质局局长黄汲清教授突然通知我到重庆找他，说有要事相商。
当时的西南地质局驻扎于重庆小龙坎。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当我汗流浃背地出现在
我汇报说恐怕希望不大，根据成矿条件看，那边的情况不容乐观。
我一听，禁不住精神一振，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一带不少地方有铁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先后曾有6批学者专家去那里考察，证实那里的铁矿是钒钛磁铁矿。当时在歌乐山重庆地质学校任教的
于是我到歌乐山拜访
我是当时的技术负责，也是压力最大的人。有那么多的难题摆在面前，而我却几乎就是手无寸“铁”。我四处打听，终于得到一个信息：抗战时期，日本人曾在热河省（现河北省）承德大庙开过一个钒钛磁铁矿，留下过一些地质资料。于是，1955年元旦，我借到北京送交设计的机会，一头扎进了北京六铺炕地质部资料局。
递上介绍信后，管理员将我领到一间小屋，再将那已经泛黄的资料拿过来。整整一个星期，我揣着干粮，每天关在这小屋里如饥似渴地读啊抄啊。一天抄下来，五个手指全僵了，只能呈半握状态弯曲着。
临走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把抄好的一大叠资料捧到管理员面前，看着他密封好，写上地址。还是放不下心，又一遍一遍地嘱咐说：“拜托了，请你千万仔细点，千万别寄丢了？不会丢吧？”说得人家不耐烦了：“不会不会，这是寄军邮，怎么会丢呢？”一直到回局把资料取到手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队上各类技术人员都是建国后毕业的年轻人，我年龄最大，也只有27岁。面对缺乏经验的现实，我和大家一起边干边学，从游泳中学游泳。兰家火山、尖包包、倒马坎三个矿段是前人已经发现的，一遇到技术难题，我们就先到兰家火山矿区“蹲点”，分析矿样，积累经验，再开“诸葛亮会”，统一认识，然后推广到全矿区去。我们就是这样运用集体智慧，很快于1955年上半年新发现了朱家包包、公山等新矿区，联结成了攀枝花矿带。
当时，我们的学术空气是非常民主的，大家在一起常常争得面红耳赤。记得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1956年底，我们发现矿带呈“多”字型向下延伸。我认为这是矿床的原生形态；而刚从长春地院毕业的技术员毕长贵却认为它们是一个矿层被断裂切割的结果。那天，在干打垒的会议室里两个“阵营”开始了舌战，赞成我的，赞成毕长贵的，都毫无保留地抖开了自己的依据。相持不下时，有人就喊：“拿图纸来！”图纸一铺开，十几个脑袋一下就围拢在一起，有的人“嘭”地撞了头，便一只手揉着，另一只手在图上指划着，嘴里还不停地嚷着。我看实在不行，便说：“算了算了，上山，有理到山上去辩论！”于是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反复在野外勘查，最后终于找到了断层切割的证据，事实证明技术员毕长贵的意见是正确的。正是这种浓厚的学术空气和科学的态度，使我们对矿区的认识逐步深化，从而加快了矿区勘探工作的进展。
1957年初，矿区工作进入了样品组合分析阶段。6个矿段共有2万多件样品。当时来队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要求我们按基本分析样品的5%进行组合分析。我一听，好家伙，要分析一千多组合样，我们根本忙不过来。我找到专家潘捷列夫商量：“我们能不能按矿石类型进行组合分析，每一个矿段的每一种类型矿石分析5个样品，这样就只须分析一百多件组合样了。”苏联专家耸耸肩：“我们以前没这样搞过。”我说：“可我们时间紧，人手不够啊！”他想了想说：“从理论上说，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祝你成功！”结果我们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后来上级称赞我们是“创造性地贯彻专家建议。”
三 大 威 胁
攀枝花矿区地处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北岸，人烟杳稀，环境艰苦异常，最恼人的是麻疯病、狼和地震三大威胁。
1954年隆冬，我们508地质队的车队驶进攀（枝花）西（昌）地区时，黄土路边夹道欢迎似地站了两排衣衫破旧的彝族和汉族村民，大人小孩全瞪大了眼睛。车到一个集市的时候，只听车上有人喊：“渴死了，买点甘蔗吃嘛！”果然，集市上有甘蔗一捆一捆地立着。司机一踩刹车，大家蜂拥而下。就在停车的刹那间，村民们包围了汽车，有人壮着胆子小心地伸出手去摸车身。看到那样子大家都有点忍俊不禁，竭力板起脸：“让开、让开！”终于扒出一条道来。但就在同时，我们全都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人群中有好几个手指节溃烂的麻疯病人！不约而同的，大伙手中的甘蔗纷纷落地，已经上车的也连忙将它扔出车外。汽车以最快的速度发动起来，仓惶而去。
到达驻地后，我们很快发现，驻地附近也有不少的麻疯病人。大家惊恐起来，但对于这种病又缺乏常识。根据“病从口入”的常理，再者听说家禽中也有麻疯病，于是，顺理成章的，鸡、鸡蛋等都成了禁品。这日子可就苦了，工作任务重，体力消耗大，天又冷，鸡肉的诱惑越来越不可抗拒。终于有一天，曾善昌回来时提了只鸡，一脸慷慨赴难的样子，说：“今天我来开个头，要是没事，你们再吃。”然后自顾自去把鸡杀了，毛褪了，内脏扔了，还洗了又洗。吃鸡的时候，大伙象瞻仰英雄似地把他围在中间。后来的几天里，所有的人都密切地关注着他，他却仍是老样子，见人还拍着胸脯说：“咋个样？看看咋个样？鸡肉鲜得很哟！”完了还咂吧咂吧嘴。看他那样大伙也终于憋不住了，越来越多的人冲破了“禁区”。
但到1958年我们撤离时，仍有两个地质队员被送进了麻疯病院。
第二大威胁是狼。当时那地方人烟稀少，周围全是荒山，所以狼很多，也很猖狂，经常到村子里来，有时甚至白天也来，混在狗群里还挺不容易分辨。我们刚到银江乡时，借住在一位姓傅的老乡家，在屋子边的牛羊厩上面搭了个棚子，下面的牛粪羊粪常常熏得人睡不着。一天晚上，大伙刚收工回来，就听“啊——”一声凄厉的惨叫，是女房东的声音。我们一跃而起，冲出去一看，男的正拼命往前追，女的紧跟在后面，借着依稀的月光能看见前面是一只狼叼着个小孩。我们也一路追去，一齐高喊：“打狼啊！”狼拖着个小孩跑不快，后边人又多，便扔下孩子逃了，那男的冲上去抢过孩子一看，狼牙已经在小脖子上咬出几个小洞，鲜血直淌。房东两口一下六神无主，哭了起来：“咋个办？咋个办？”医院在一百多里以外，送医院无疑已来不及了。这时队医胡大远挤上前来看了看说：“抱回去吧，抱回去我看看。”结果他就靠着一个小药箱把孩子救活了，只是脖子上留下点小残疾，稍稍有点偏头。这家人感激不尽，硬要让孩子拜胡大远做干爹，年年去给他磕头。
我们很快盖起了“干打垒”。这种房子很简单，用土垒起墙来，房顶用小木棒捆成架子，然后铺上干稻草；为防风大把房顶掀开，又在草上加盖泥块。我们搬进去以后，也还是常遭到狼的骚扰。那是1955年的夏天，天热得风都是烫的，攀西地区气候很干燥，日照很强，又没有电，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回到驻地，吃完饭冲完澡，便坐在屋门口乘凉聊天。有一天，一个工人躺在椅子上，头和身子睡在屋里，腿和脚放在门外，大伙聊着聊着他就睡着了。天黑退热以后，人们纷纷回屋休息了，也没留意他。突然，钻心的疼痛使他失声高叫起来。一睁眼，黑暗中一对绿森森的眼睛正瞪着自己。他随后退反应过来，大喊 ：“打狼啊！”那狼掉头就跑，等人们追出来，狼已经跑远了。这时他抬起脚来一看，左脚指头不见了两个。
攀西地区是有史以来的地震多发区，据说邛海即是地震断陷形成的。这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威胁。闹地震闹得最厉害的要算1956年的夏天。地震很频繁，而且一般都是6级左右，常常弄得人整夜睡不成，只好在院子里呆着。当时没有任何地震预报手段，连最简单的手段都没有。而它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让人措手不及。老红军、当时的队长胡炎明一天下午正坐在屋里削梨，削着削着地就动了，手一抖，把手上的肉削下来一块。所以每个人的心弦都是绷得紧紧的。严高峰为此搬到办公室去住，他认为那儿要安全点儿。有一天中午午休，办公室几个人吹牛，吹着吹着他困了，钻进蚊帐一会儿便呼呼大睡，旁边的几个人灵机一动，叽咕一阵，突然全往外跑，嘴里喊着：“地震了！地震了！快跑呀！”严高峰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情急之中找不到帐门，也辨不清方向，在蚊帐背面撕开个洞便钻了出去。跑到外边一看，大伙笑得淌眼泪，抱肚子，当他知道是人们有意戏弄他之后，气得他转身回去又睡。搞完恶作剧的几个人意犹未尽，边笑边跟在他后边回到办公室，他却突然回过头来，惊异地问：“谁把我的蚊帐弄个洞？”弄得大伙笑得更不可收拾了。
惊天地 泣鬼神
矿区四周几乎全是荒山，队部所在的攀枝花只有几户人家，离会理一百多里，离金沙江边的转运站也是十多里，而且是一条坑坑洼洼、弯弯扭扭的羊肠山道。没有公路，吃的、用的，甚至成吨的设备和材料都是靠船运到金沙江边，然后人背马驮弄上山。这无疑是很艰苦的。有一年夏天，二十多吨设备和材料到了江边转运站，山上急着要用，队长胡炎明象领头冲锋似地一挥手：“搬！”便率一队人马下了山。金沙江边夏天的太阳能把人晒掉一层皮，踩在江岸的砂子上面就象踩在火上一样烫。安装队长赵海全打头，工作服一扎，安全帽往头上一扣，喊起了号子：
矿在攀枝花罗！嗨哟嗨哟！
钻机要上山罗！嗨哟嗨哟！
钻探工人一声吼罗！嗨哟嗨哟！
扛上肩罗！嗨哟嗨哟！
就这样，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把全部物资搬上了山。收工后走在回去的路上，好多人都是一瘸一拐的了，脱下鞋看看，都是一串大水泡，沙子烫的。
有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一次，倒马坎矿段突然燃起了山火，威胁着正在施工的钻机。队长李玉平组织队员灭火。从东北来的青年探矿技术员关景清冲上山折下一枝树丫便是一阵猛打，哪儿火猛打哪儿。可是山风很大，他只顾往前，火星被吹到身后重新燃了起来他也不知道。最后大火在一个断壁面前把他围住了。等到同伴赶到救出他来，他已是人事不省。大伙把他抬回去，轻轻放在床上，这时他才慢慢睁开了眼睛。当听说钻机安然无恙时，他释然了，随即脸上露出微笑，自语着说出一句：“真想吃一碗妈妈做的汤面！”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知怎么做。一个女绘图员跑到食堂，按自己的理解做了一碗，轻轻地端到床前。他凝视着热气腾腾的汤碗，轻轻叫了声“妈妈”，就再没有醒来……
又一次，队部的岩心库里起火，大火冲上茅草屋顶，风一吹，燃着的草就象一个个火把烧向四面八方，所有的草房立刻跟着燃了起来。大难临头，但没有一个人抢自己的东西，甚至连孩子都顾不上管。火势太猛，不到半小时就把所有的房屋都烧光了，好在没有伤着一个人。大火过后，所有的人一贫如洗。生活没了着落，队长李玉平急得团团转。当时只有专家招待所几间房子因位于上风头没被烧掉，他当即决定：“女的、小孩住进去，男的睡露天。”刚刚安顿就绪，吃的问题又成了燃眉之急，晚上，大家正饿得肚子咕咕叫时，却见一群人摸黑挑着几桶东西走来了，走近了一看，原来是山上工区的同志们大老远地送来了稀饭！大家一拥而上，握住他们的手说不尽地感激。但问题又出来了，没有碗，怎么吃啊？一个机灵鬼找来几个油墨筒，冷水里洗了洗，盛起稀饭递给面前的人：“吃吧吃吧，凑合啦！”都饿急了，按过油墨筒稀哩呼噜喝了又传给下一个。饭后我们横七竖八地睡了一地。一大清早，大伙被一阵“哈哈哈”的笑声惊醒，睁眼一看，一个队员坐在地上大张着黑糊糊的嘴，露着雪白的牙指着大伙：“你们、你们咋个全是黑嘴巴呀？”一句话逗得全体大笑：“你自己还不是一样！”原来油墨筒没洗干净，把我们全吃成黑嘴了。
有一位遇难去世的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1955年，从金沙江对面的云南来了一批平整钻机场地的民工，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十七八岁的样子，圆圆的脸，扎两根小辫，穿着一件红布褂，整天叽叽喳喳蹦蹦跳跳的，缠着队员教她唱“是那山谷的风……”每天和男民工一样担土。记得那天发工资。她领到生平第一次劳动所得，高兴得不得了，逢人便把钱拿出来扬扬：“给我妈妈寄去！”有人逗她：“不给自己买东西？”“嗯——，我买块红头巾去，扎在这儿！”她将辫子拢到一块儿，随即一甩头，不好意思地跑了。
第二天她果然有了一块红头巾，把两个小辫扎住，在背后一荡一荡的，怪好看。休息的时候，她把红头巾取下来，舞着，嘴里“咚恰恰恰”地扭起了秧歌，引得一排小伙子跟在后边扭。然后谁也没料到，就在当日下午四点左右，她挑一担石渣到悬崖边去倒，一弯腰一低头，发辫耷拉下来，山风一吹，红头巾朝山崖外飘去。她急心伸手去抓，被土筐拌了一下，整个人栽到了几百米深的崖下，所有在场的人此时都惊呼起来。等大家赶下山去找到她，她已被摔得血肉模糊，手中还紧紧攥着那块红头巾。就这样，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女孩子不幸离开了人间。
攀钢！攀钢！
在我们队部门前，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攀枝花树，树围足够几个人合抱，到开花季节，一棵树就象一团火焰，红得灼人。它给这荒凉的山村带来了生气，为我们艰苦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我们对它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特别是到了夏天，大伙都喜欢聚在一树的红花下乘凉、聊天。不约而同的，我们已经把攀枝花当成未来钢铁的象征了。
当年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打篮球，队上组织篮球队时，取什么队名呢？一个队员的倡议得到上下一致拥护：“就叫‘攀钢’，以后我们的钢铁基地建起来了，就叫它攀枝花钢铁厂！”于是“攀钢”的字样印上了运动员们的球衣。
矿区的每一个人都想着攀钢，盼着攀钢，为着攀钢。1956年春，我的第二个儿子在矿区出生，我因工作太忙，拜托队上的医生照顾妻子。等我从野外回到家，儿子已经生下好几天了。妻子把胖嘟嘟的儿子递到我的手上，问我：“取啥名字想好没有？”“你有啥好主意？”我亲着儿子，笑着反问。妻子的眼里一下充满了期待：“为了纪念日夜盼望的钢铁基地，就叫‘秦钢’吧！”我赞赏地点点头，心里感激着妻对我的理解。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现在我的儿子秦钢也早已是地质大军的一员了。此后矿区先后有三个降生的孩子都取名叫“钢”这个“钢”，字无疑寄托着老一代地质队员的理想。
1956年底，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著文向全世界宣布：在中国大西南金沙江边，发现了大型钒钛磁铁矿。消息传来，全体攀枝花队员欣喜若狂！
如今，钢城攀枝花巍然矗立在祖国的大西南。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愿这血和汗浇开的攀枝花越开越红，越开越艳！
（徐毅辉执笔整理）
作者简介
秦震，1951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本科，先后在西南地质局、綦江地质队、攀枝花地质队工作，1956年任攀枝花队主任工程师。1960年被错判入狱，1970年刑满后就业于劳改局技术科，1979年获彻底平反，调回四川省地质局。1982年任局副总工程师，先后两届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攀枝花队1980年被地质矿产部、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功勋地质队称号，秦震1982年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科学授奖大会。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2009年攀枝花市委市政府授予秦震等5人“荣誉市民”称号。2012年5月8日在成都去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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