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遠

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

李豔華

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

　　汪寧生先生出生於一九三〇年五月，祖籍江蘇南京。童年正值日本侵略中國，備受顛沛流離之苦，曾讀於私塾，學習古文及英文，抗戰勝利後，在丹陽中學和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學習。他文科成績一直較好，就是靠幼時打下的基礎。一九四九年六月，參加無錫土改工作，在華東水利學院任職期間，被選調報考了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曾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和中央民族學院任助教。一九六四年，調到雲南歷史研究所。二〇〇六年，受聘任雲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首席科學家，任雲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中心學術顧問，主編《民族學報》。二〇一四年二月，汪寧生卒於昆明。

　　談起大學生活，汪先生常常喜形於色，當年北京大學歷史系彙集了最優秀的老一輩學者，如向達（1900-1966）、張政烺（1912-2005）、鄧廣銘（1907-1998）、夏鼐（1910-1985）、蘇秉琦（1909-1997）、唐蘭（1901-1979）、閻文儒（1912-1994）、宿白（1922-2018）等。在大師們的薰陶和教誨下，汪先生稍窺讀書門徑，初嘗治學之樂，從此立志一生治學。一九六〇年，汪先生參加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雲南調查組，到四川涼山彞族、茂汶羌族，以及滇黔民族地區進行調查。有一次讀了顧頡剛抗戰期間在昆明寫的《浪口村隨筆》（即《史林雜識》），頗有感觸，豁然開朗。顧先生用藏、白等族招贅習俗，證明古代贅婿實與奴隸無異；用傣、苗族的丟包習俗，說明 內地拋彩球擇婿之風的由來；考證「披髮左衽」，以蒙、藏人民的服飾作為實例；解釋《老子》中「芻狗」一詞，以喇嘛廟中酥油偶像作為比喻。此外，還指出「傻瓜」一詞得名於「瓜州之戎」；「吹牛」、「拍馬」為西北方言；以黃河、柳江上的連舟搭橋解釋古代「造舟為梁」；以四川、湖南民間住宅的天窗說明古代「中霤」之制等等。總之，無論是邊疆少數民族保存的文化習俗，還是殘留於內地偏僻地區的民俗學資料，到了顧先生手中，都有用處。甚至連多年前看過的一場戲曲，聽到的某句方言，也能隨手拈來，用以證史。他發現艱苦的民族調查和自己研究考古學和中國上古史的夙願不謀而合，而且大有裨益，從而堅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一九七四年，經聞宥（1901-1985）先生介紹，汪先生與顧先生開始通信，「四人幫」粉碎後，汪先生和顧先生通信和交往多了起來。汪先生繼續把已發表的和未發表的文章寄給顧先生，請求教益。顧先生也把在《文史》、《中國史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發表的一系列新作和再版的《秦漢的方士和儒生》一書，惠寄給汪先生，並為汪先生的《雲南考古》題寫了書名。在顧先生來信中，不僅談到治學方法，還經常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精闢的見解，給汪先生很大啟發。下面介紹顧頡剛先生致汪寧生先生的兩封信劄。

顧頡剛致汪寧生信劄一

信劄一

寧生同志：

前數年接賜書，並貽大作〈耦耕新解〉一文，勝義聯翩，不勝欽服。本為介紹至《歷史研究》，然該社在「四人幫」控制下不得發表，乃送至《文物》登出。彼時正在病中，又因受地震影響住院療治，未寄覆書。多承見念，不勝抱憾。

我年逾八十，老年慢性病日多，以致耳聾眼花，手顫足軟，幾成廢物。荷蒙見推，示我新作，以少數民族之遺風印合古史，頓開新境，此正今日史家應任之工作。只緣近數十年中時局至於動盪，中青年又無暇讀古書，因此放棄了許多好材料。足下年齡似在四十左右（？），獨能旁搜遠紹，成此絕業，他日成就何可量耶！羨甚，喜甚！

日前又承惠我以〈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新解〉一篇，讀之心為開朗。惟念〈牧誓〉所以有「不愆於四伐、五伐」之語，似由〈大武〉之舞而來，否則當干戈交接之際，似未能有此從容整齊之步伐，惟其因有此言，故來漢人巴渝舞之說。我病乍愈，尚未能作從容之討論，先作此短札，以慰遠望。他日體氣稍癒，更當奉答也。

匆此，即祝著祺！

顧頡剛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五日

顧頡剛致汪寧生信劄之信封

　　汪先生的〈釋「武王伐紂前歌後舞」〉，用西南少數民族有關戰爭習俗為旁證，說明前歌後舞等實是巴人在牧野之戰中，以類似歌舞動作衝鋒陷陣之訛傳。文中引《尚書．牧誓》一段話說明周人臨陣時小心翼翼，隨時保持隊形整齊，因而不可能有載歌載舞之事。汪先生曾說，顧先生來信對這段話有不同的解釋，可惜的是，後來顧先生一直未能談出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大概是不太贊同汪先生稿子的基本觀點的，因為顧先生認為巴人未曾參加牧野之戰（參見《史林雜識》初編〈牧誓八國〉條）。但他還是向有關刊物推薦了這篇稿子，因為顧先生認為「可備一說，不宜埋沒」。

信劄二

寧生同志：

接五月廿六日賜書及大作〈試論中國古代銅鼓〉長文，快極。剛對此事於游廣西時亦曾注意，並在一次文藝會演中見苗族祭盤古時擊鼓之狀，乃以鼓懸樑，兩人用大木自下擊之，聲頗弘遠，於是知鼓面花紋所以不損壞者，以敲擊自下，郭老所說鑄鼓而不敲，故能長久完善，非然也。讀大作，知宴會之際亦敲，然必輕打而非重撞。此意未知尊意以為然否？剛又嘗遊廣西寧明縣，見花山崖畫，畫中圓形物甚多，疑即銅鼓，其全圖則一次大集會也。

我一生性極好遊，足力又健，日可步行百里，故能多所見聞，用以證明古代史事。惟一生為教學牽制，不得長時間作調查，自到北京，受職科學院，開會太多，亦未能遂遠遊之願。今則老矣，行一里即足痛矣，每一回思，徒呼負負。足下正在壯年，又居邊省，又在博物院中，得讀書窮其搜討，解決前人誤解或不能解之問題，歆羨何似！希望他日大有成就，為古史界闢一新園地也。大作〈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一文，已面交黎澍同志，當可在《歷史研究》中刊出。

匆此 敬祝 著祺！頡剛 敬覆。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

顧頡剛致汪寧生信劄二

　　汪先生認為，該信提到銅鼓問題，顧先生不是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但憑藉其廣博的知識和敏銳的觀察力，一語道破了事實的真相。古代南方有些少數民族集會必敲銅鼓，故畫眾多銅鼓形，象徵集會，這不僅正確說明了廣西崖畫畫面本身的問題，而且對於解釋其他原始圖畫，也是有啟發的。在顧先生來信中，更多的當然還是談汪先生文稿中一些問題。遇有不同意的地方，便不吝筆墨，加以指正。

　　顧先生信中所說的「好遊」，當然不是一般的遊山玩水，而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多所見聞，用以證明古代史事」，這才是他遊歷的真正目的。他腦海中一定還蓄有許多古史疑難問題，想通過接觸社會，尋找啟示吧！「多所見聞，用以證明古代史事」。顧先生信中這兩句話，提示出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顧先生一生治學，學術活動是多方面的，涉及歷史學、古地理學、俗文學很多領域，留下的遺產十分豐富，在治學方法上，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去學習和借鑑。多所見聞，以證古史，只算是他治學方法的一個方面。研究中國古史上任何一個問題，有關史料總是屈指可數，假如一味死守祖傳家法，拘泥於前人注疏，則有些問題可能永無解決之日。而如能邁步走出書齋，到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看一看，或到內地偏僻地區看一看，即使是走馬觀花，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當然，要能真正做到出門有獲，首先要對中國古籍作一番研究，有深入的瞭解，頭腦中經常蓄有若干問題。這樣下到田野後，才能隨時發現有用材料，而不致「入寶山而空回」。也只有這樣，才能恰如其分地運用這些材料，而不致穿鑿附會。因此，顧先生信中一再提到研究古代史的人要「讀書」、「讀古書」，這是他自己的經驗之談。顧先生十分看重汪先生，在他日記中有所記載。

《顧頡剛日記》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得聞在宥信，告汪寧生為南京人，北大畢業歷史系，現年四十七歲。畢業後分發北京民族學院，參加歷史社會調查到雲南，遂被留於昆明歷史研究所，嗣又轉至雲南博物館。渠服膺《史林雜識》，來書言「最感興趣的是以民族學的材料解釋考古學和古代史上一些問題」。此我想不到的一個知己，將來必可恢擴此一門徑。

《顧頡剛日記》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得雲南博物館汪寧生、成都新華社喻權域兩君信，對《史林雜識》皆極推挹，且謂受啟發極多，予不期得此中年同調，可喜也。

　　汪先生家中客廳正中懸掛著裝有顧先生用毛筆抄寫的《荀子．勸學篇》節選：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荀子．勸學》

一九七八年酷暑中為寧生同志書 乞正

顧頡剛 塗

顧頡剛題字

　　汪先生說，每當感到疲倦懈怠時，看看顧先生的手書〈勸學篇〉，困意全無，繼續工作。在顧先生的鼓勵和指點下，汪先生一生勤於研究，為中國民族考古學的創立和發展做出傑出貢獻。

　　民族考古學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國外的考古學家早有研究。汪先生首先提出中國民族考古學的概念。他除了研究世界上民族考古學家所普遍關注的製陶、葬俗、居住方式、出土器物之用途等專題外，還涉及中國考古學和古代史研究者都感困惑且長期聚訟的疑難問題，如文字、度量衡的起源，八卦、陰陽、明堂等事物的實質，甲骨占卜的具體方法以及古代禮俗、一些特殊習俗等。甚至他還用同樣方法考釋古文字。他認為無論討論什麼問題，只要是通過民族志材料的類比而得出結果的，都應屬於民族考古學的範圍。他贊同的是廣義的民族考古學。考古學家哈佛大學張光直（1931-2001）教授曾把汪寧生有些專題研究稱為民族考古學上「最好的例子」。

　　汪先生發表了〈談民族考古學〉、〈再談民族考古學〉、〈三談民族考古學〉，對民族考古學的定義、研究範圍、研究方法，進行了系統討論，確立了這門學科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雲南滄源崖畫是汪先生在一九六五年初首先發現的，先後發現了十個地點。他自謙地認為這是民族調查的副產品，實際上卻是雲南考古及中國崖壁藝術的一項重大發現。一九八四年，汪先生在澳大利亞召開的亞洲研究會上，報告了雲南滄源崖畫的發現及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了與會者的注意。他的英文論文旋即在澳大利亞的《崖壁藝術研究》及美國的《探險》兩家刊物同時發表，在國際上得到很高的評價。至此，人們才知中國也有崖壁藝術。從此，中國的岩畫藝術，在國外出版的崖壁藝術的世界分佈圖上，不再是一片空白。

　　汪先生十分注重研究方法，他認為民族調查要具備民族學基礎知識和科學的調查方法，在他開始田野工作之初，為彌補這方面缺失，每當回到北京，他便設法「補課」，搜集民族學方面中英文圖書，學習基礎知識及調查方法。當時中央民族學院可說集中了中國民族研究方面的精英（潘光旦、聞宥、費孝通、林耀華、馬學良、傅樂煥等），汪先生得以不時向他們請教，在老輩學者的啟發下，汪寧生對民族學有了深人的瞭解，並不斷探索科學的調查方法。

　　雖然民族考古學可以採用前人記錄下的民族志資料作類比之用，但在中國已有的民族志資料很不完備，而又由於學術興趣的差異，前人關注的重點不同，很少記錄下對研究考古學有用的資料。在中國對民族考古學可用的類比材料，主要還要靠研究者親自調查搜集。汪先生為此不得不精研民族調查的科學方法，並積累自己的經驗。汪先生結合自己幾十年的田野工作經驗，吸收、借鑑中國內外有關著作，出版《文化人類學調查——正確認識社會的方法》一書。馬學良（1913-1999）先生稱該書「是我近幾年所讀之書中一本不忍釋手之作，特別是為人類學初學者提供正確認識社會的方法論，這是當今之世少有之書，反而是特別需要的書」。該書已成為中國許多大學的教科書，被作為開展田野調查工作的指導手冊。

　　世界學術界的大多數人質疑單線進化論，已不再相信母系必在父系之前。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仍堅持傳統進化論觀念，汪寧生關於仰韶葬俗和長房共居習俗的文章，不僅對仰韶母系論提出了挑戰，還被認為是在中國最早質疑單線進化論的專題研究。為了徹底研究「母系社會」，汪寧生曾在雲南詳細調查過幾個族群的原始的婚姻和家庭形態。一九九一年訪問加拿大時，他還專門到作為母系社會典型的易洛魁人保留地考察。汪寧生從大量民族志材料發現，實行母系的總是在農業已有一定發展的社會，而在農業社會之前的狩獵採集者，卻實行父系或兩可。他的論著使學人心目中一直奉為天經地義的單線進化論發生了動搖，顛覆了傳統的人類進化理論，在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

　　汪寧生全面搜集雲南地區從宋代以來積累起來的金石學資料和近年發掘出土的考古資料，寫出一本綜合研究著作《雲南考古》，至今仍是雲南考古工作者手邊的必備之書。這本書對推動雲南考古事業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此外，汪寧生對雲南青銅文化的系列研究。充分利用文獻記載及有關民族志資料，大量參考外文資料，徵引繁富，立論新穎，使他的研究居於世界前列。

　　汪先生一生治學嚴謹，潛心鑽研，博學多才，視野廣闊，涉獵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考古學等多學科，著書立說，頗多新意。他生前彙集了畢生主要的學術成果，編撰了凡四百餘萬字的《汪寧生集》四卷本，收書十一種，外加中國內外學術大師們的書信往來，內容豐富，彌足珍貴。汪先生積極推動口述史研究，八十多歲還身先士卒，帶領大家進行田野調查，策劃編輯《口述民族史》第一輯。汪先生曾多次應邀赴歐、美十餘所著名大學訪問、講學，並應聘為賓夕法尼亞大學、華盛頓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挪威奧斯陸大學和特羅姆瑟大學特聘教授，贏得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認可和普遍讚譽。

原刊於：國文天地雜誌第36卷第7期，2020年12月號，「顧頡剛先生逝世四十週年紀念專輯」，45-51頁

出版時間：2020年12月　出版

出版單位：國文天地雜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