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革命工作后，我和明德俩人都在一个油田、同一个钻探单位，相濡以沫40多年。明德的艰辛人生历程和他的品质为人，我是再清楚不过。在他走后的五年里，我无时不困扰在触景生情的痛苦思念之中，难以自拔……。他那纯朴真诚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性格，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使我敬佩，有时也让我憾恨……。

明德，他是个忠于事业，乐于钻研技术的人。在他一生所从事的石油测井工作中，好像没有他克服不了的困难、解决不了的难题。记得那是解放初期，他在玉门油矿参加工作不久，电测站为了寻找解放前被洪水淹没在石油河下的一批钢管，经他苦思冥想，反复琢磨，试制成功一种“金属探知仪”，在实践中解决了大问题。“文革”期间，在大庆初建射孔炮弹厂的时候，他大胆修改了传统的设计方案，采用“四合一”新的施工方法，不仅节省了四千土石方工作量，还提前两个月完工。

明德，他是一个严谨踏实的人。1960~1962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在大庆测井大队担任射孔深井质量审核员时，经他审核的上百口井资料，百分之百全优无差错。

明德，他是一个肯于吃苦，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人。我从没听他叫过“苦”、说过“累”。1953年我们在永昌、民和钻探大队电测站时，那里只有一套电测车，大小车司机不过只有两个人，有时司机忙不开，明德以工作需要为重，凭他在玉门学过开汽车（还没领到驾驶执照就开车）的条件，冒险出车上井搞生产。我常为他开车走山路担心后怕，但劝阻对他是没有用的。在炮弹厂工作的那一段，他每天下午四点得到钻井指挥部去开会。公车不够用，他都是骑自行车来回40多里路，无论天气条件多么恶劣，没能使他延误过。这对当时已多年患有低血糖、低血压等疾病的他来说，该付出多大的身心耐力呀！

明德，他是一个进步向上，热爱生活，具有多种技巧的人。他非常关心国内、外大事，《参考消息》是他每天必读的报纸。解放前他在“西工”上学，从西安大街货摊上买了一些无线电零件，自己装了一台再生式收音机，和同学们偷听延安电台广播。到了玉门还把收音机带回家里，跟父亲一起收听，把解放战争的喜讯向钻井工人们传播。这些举动，被特务发现。有一天突然来人到我们家查看，戴上耳机探听。当时，明德胡乱拧动旋扭，用杂音干扰信号，使他们什么也没听出来。这事还真叫我后怕呢！明德从小就喜欢画画唱歌，拆装机械，修理电器。他特别喜欢唱苏联歌曲和中国西部歌王王洛宾的歌曲。他用废旧材料自己做的吉它，很像买的，声音好听，到了节假日，便和儿孙们一起开家庭音乐会。他的业余生活相当充实，长期在感染着我和孩子们。然而，有两件具体事，我没有积极支持他实现，致使我至今悔憾不已。一件是，他在玉门时就学会开摩托车，还考取了驾驶执照，到大庆以后，他一直渴望自己能买上一辆骑着上下班十几里比较方便，可我担忧他骑摩托不安全，一直没同意他买，以致使他只有靠骑自行车代步，吃了不少苦。另一件是，他想自己做一个摇晃式的靠背椅。我想那要费多大功夫啊，就劝他“算了吧！”哪承想，就在他去辽宁兴城疗养病故之前，测井公司组织上是分给他一个很漂亮的摇椅送到家里，直到我两年后返回大庆时才知道这件事。可惜明德一天也没有享受到这两件心爱之物给他带来的快乐，却变成了我终生难忘的憾事。

明德，他不该这样离去。1960年12月，上级通知我和明德调往松辽盆地参加会战。那正是反右斗争的后期。他们说明德是瞎牛，光拉车不看路，戴上白旗帽子，说我是坏分子。出发之前，食堂管理员说粮站没给小孩发粮票。我很生气，但也没去粮站问一下为什么没给发？由柴达木盆地到红柳园是三天的路程，因车出了毛病，我们走了五天才到。一路上五个人吃两个人的粮食怎么能够呢？到了红柳园，大家带的书箱、行李有的散开了，带队的让我和明德去收拾一下，（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其他人都比我们年轻）。那天下午下着大雪，刮着寒风，没有工具，还饿着肚子，我和明德累得够呛，快干完的时候，明德突然吐了起来，头上冒冷汗，脸色苍白，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诊所，给他量了血压和体温，都很低。大夫说是低血糖，给了些药吃，才算好些。但从此就留下了病根，三天两头地犯，每当他犯病时得先打止吐针才能吃药，不然连喝口水都得吐出来，受了不少罪，直到1993年2月我们在辽宁兴城疗养期间，他也是犯的这个病。一天我们去市里澡堂洗澡，上午十点钟才去。澡堂的水温有四十多度，没有办法调节，只好等水凉些才洗，这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明德肚子有些饿，加上水温较高，导致血糖降低，晕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永远离我而去了……

于春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