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尽的凌辱，使她从郁闷痛苦变为精神失常了。“造反派”不仅不给她治疗，反而说她是有意装疯，是“政治疯子”，是“现行反革命”，日以继夜地对她进行逼供问讯。一些表示自己“革命”的人，也残忍地加入了对她的围殴，经常是一拥而上把她又推又搡赶往那头，那头的人连打带踢把她赶回这头。一个在《五朵金花》中只扮演了群众演员、后来又与杨丽坤角逐《阿诗玛》女主角失败的人，更是残忍地侮辱、折磨杨丽坤，以致过了许多年后，杨丽坤一听见这个人和另外一个用针狠狠戳过她的歌唱演员的名字就会惊恐地精神失常。

　　她成了这些人残忍发泄兽性的对象，她的病更重了。

　　但她也有清醒的时刻，她想到了1961年她和省歌舞团随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去缅甸访问期间，以及周总理多次来昆明，都关切地要她加强学习，提高演技，学好普通话，把云南的民族电影事业推上去……

　　她想如今只有向周总理求援了，她悄悄给妹妹写信，叮嘱妹妹拿着她的信去北京找周总理。她相信，只要总理知道她在受难，一定会来救她。

　　她的八姐、四姐知道，再这样被折磨下去，杨丽坤会被整死的。她们四处奔走呼吁，让远在河北赞皇的大姐和十一妹，从那边通过熟人，辗转递送，把杨丽坤被迫害的申诉送到了邓颖超手里。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杨丽坤才没有被送进监狱，得以去她大姐那里养病。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怎么养得好病？那些一心要把杨丽坤往死里整的“造反派”，还在四处扬言：“杨丽坤不是疯子！”准备把她拉回来继续批斗。处境仍然恶劣，只有逃离云南。在昆明长坡精神病院一位好心的医生帮助下，她终于由八姐护送去湖南郴州精神病院治疗。那里治疗条件较好，又远离了昆明的“造反派”，杨丽坤的病情才不致恶化。

　　她的姐妹们明白，杨丽坤最需要真诚的关心，爱情也许能抚平她心灵的创伤。在朋友的帮助下，她结识了1966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唐凤楼。唐凤楼当时正下放在广东韶关的凡口铅锌矿。他看过杨丽坤主演的《五朵金花》、《阿诗玛》，很喜欢，更同情她在“文革”中的不幸，经过一段时间往来，终于结成连理。

　　1976年秋，“四人帮”垮台了，但杨丽坤仍然被冷漠对待，还是没有人去为她平反昭雪。她的八姐不断为她奔走上诉，也没有用，她戴着“反革命”帽子痛苦寂寞地生活在上海精神病院中。

　　1978年2月，曾受难10年刚刚得到“解放”的著名作家、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来昆明开会。游石林时，他想起了他曾经支持过的电影《阿诗玛》，特别是扮演阿诗玛的杨丽坤。当人们按照民间传说，对着形似阿诗玛的石头大声叫着：“阿诗玛，阿诗玛！”“爹妈的好囡呀，爹妈的好囡呀！”并且听着那从山谷间传回来的声音时，这位老作家感伤地掉泪了。这一夜他辗转难以入睡，回到昆明后四处打听杨丽坤的情况，激愤地写下了他恢复自由后的第一篇散文《阿诗玛，你在哪里？》，刊载于1978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

　　他在这篇散文里特别提到杨丽坤在“文革”时的悲惨遭遇：“她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苗子’，终于神经失常。一个同志告诉我，当她被迫下放到思茅地区时，任何人给她两分钱，都可以叫她唱歌跳舞。回到昆明后，她往往把刚领到的全月工资，全部买了食物和日用品分给街头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