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农历七月初八（阳历1956年8月13日），我来到了这个世界，给全家带来了新的生机，特别是祖母，非常高兴，一直很喜欢我。但当时的家境，同样非常困难。由于解放不久，国家刚刚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者的改造。加上地方很穷，在我们老洲村和邻近的良洲村，大多住的是茅草房，我们家当时住的还只是个茅草棚，因此，父亲当时给我取名叫“棚生”，是后来我渐渐大了，才将“棚生”，改成了现在的“鹏生”。

当时，由于父亲是能写会算的人，加上我母亲姓刘，是当地的大姓，父亲在地方也受到了尊重和重用。先后任过龙口公社水利工程员、老洲大队会计、老洲大队第六小队队长等职。

1958年前后，国家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当时水利建设工程任务很重，龙口公社水工组有一位姓蔡的工程师发现父亲能写会算，人又聪明，就要父亲去水工组学做工程员，用工性质属亦工亦农。在这期间父亲学会了使用水准仪，学会了梯型截积（分土方的一种计算方法）。父亲每次讲起这段经历都会很自豪。因当时正是全国最困难时期（到处都饿死人），加上妹妹小英已经出世，母亲一人养不活，父亲就辞掉了水工组的工作，又回到了家里务农，并在大队任会计。

1964年，全国开始搞“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父亲因当时是大队会计，理所当然成了四清的对象。由于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本来清白的父亲，也挨了不少整。我当时还小，但我隐约记得父亲曾被拉到利国大队开批斗大会，并跪瓷瓦片。还把我们家一条木船作为退赔给了大队。但事情过去后，又说父亲没有问题，还要父亲做大队长，父亲坚持没有做。对这一经历一直让父亲耿耿于怀，很少主动提起。这也是父亲虽根红苗正，而始终没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当时，由于父亲年轻、聪明、能干，加上为人正直，在村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有四队的叶昌树、叶昌运，有二队的叶昌焕、刘真书（孟春的父亲），上三队（现三队）的范道德、范道明，还有下三队（现六队）的叶昌云（叶昌平的哥，后来参加了工作，曾任过洪湖公社现滨湖办事处党委书记，后在洪湖外贸局退休）等。这些人在老洲大队都是当时的能人，父亲与他们都以兄弟相称，关系处理得很好。在我懂事以后，父亲还经常带我去他们家玩，很多年以后，我都有这些人就是我们家亲戚的感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农民的生活苦得要命。我们兄妹七个，五个兄弟，两个妹妹，最小的弟弟张新华出生于1973年。按传统说法，五男二女，是大福大贵。可父母正因为子女多而受尽了折磨。当时生产队按人头分口粮，年底按工分分红（钱）。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有几年一个工（一个正常劳动力劳动一天所争的工分）年终结算只值0.17元。我们家每年都是超支户。虽然每年都超支，但父亲从不急于要我们兄妹到队里争工分，尽量让我们上学。

父亲是一个好强的人。1974年和1975年，父亲看见别的生产队都比我们六队（当时叫下三队）强，他不甘落后，主动要求当了两年生产队长，想改变贫穷和落后的状况。通过父亲和全队群众的努力，虽然有了一些起色，但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天天抓阶级斗争。父亲最终也无回天之力。

父亲在当生产队长期间，还有过一次重要的发明。记得是1974年冬天，全公社都在高家坛口搞水利（现洪湖市万全镇，修洪湖防洪排涝工程）。在运输物质时要走水路，但我们没有机船，只有靠人力拉，每来回一趟要四天。在别人的启发下，父亲想了一个办法：用生产队现有的柴油机和水泵将木船改装成了机船。他将195柴油机固定在木船后部，将水泵固定在船尾，并让吸水口向下，出水口向后，利用出水的反作用力把船推动。这一改进，使运输效率提高了三倍以上。

这些年，尽管生产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但我们家生活比起大多数人家来说还不算是最穷的。原因是父亲很勤劳，且多才多艺。父亲会打网，平时有点时间和每年冬季，就下河捕鱼，既可以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有时还能卖点钱以补家用（记得有一年春节后新阶到峰口上学，就是拿父亲捕的一条二十多斤胖头鱼卖后报名的）。父亲还会做泥瓦工，别人家起房子，他能给别人“掌脉”（做预算和负责技术）。也争了一些收入。每年到春季，家里粮食不够吃，为了不让我们饿肚子，父亲就下湖挖藕或弄一些梭角菜等能吃的东西回来，给我们充饥。

1974至1976年，我当时初中毕业，因年龄大了几个月而没能上高中，在家务农，并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兼任龙口公社团委副书记和龙口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这是父亲第一次觉得身边有了帮手，他对未来充满了住信心。这段时间，父亲除了想当生产队长，改变全队群众的生活面貌外，也将改造自家的住房列入了计划。我陪同父亲一起下湖砍柴、在老潭子边板砖、烧窑，很快建起了三间砖瓦房。改变了几十年住草房的状况。

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一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开国元勋在这一年先后去世，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这一年被打倒，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也在这一年结束。这一年，也是我们家改变命运的新起点。

1976年，是文革期间推荐上大学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5月，我们村来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当时有村小学校长刘超雄（高中毕业、独生子、父亲做点生意、家里条件很好）和我（我是村团支部书记）竞争这一名额。还是父亲精明，抢先一步在村支书手上把表拿到手了。这也奠定了我以后参加工作的基础。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复杂，还有人不服气，用旧《参考消息》写大字报在村里张贴。每次想起这件事，都会深感父亲的精明。

1976年10月，我带着《毛泽东选集》1至4卷，进了洪湖师范学校学习。

 张鹏生2010年1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