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写作的年代与对象不同。 

　　鲁迅写作杂文的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那正是旧中国最为混乱最为黑暗的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封建军阀各霸一方并经常发生战争，殃及无辜的平民百姓。在文化方面，则是资产阶级反动文人与封建余孽相互勾结，在各种报刊上，要么鼓吹殖民主义文化，要么对鲁迅施以明枪暗箭，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妄图置鲁迅于死地。在这样的险恶形势下，鲁迅当然不能无动于衷，束手待毙，自然要以杂文为主要战斗武器，与攻击他的人，围剿他的人，表面上自称是朋友战友实则躲在一边放暗箭的人进行激烈无情的战斗。鲁迅最恨的一种人是“它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对于这种资本家豢养的“叭儿狗”，鲁迅总是用他那犀利的笔锋撕下他们的伪装，将之打得落荒而逃。因之，读鲁迅的杂文，处处感到金戈铁马，篇篇觉得硝烟扑面。火药味浓烈是鲁迅杂文最鲜明的特色。 

　　而读邓拓的杂文，就嗅不到这种呛人的火药味了。 

　　《燕山夜话》上的杂文大都是发表于1961年，当时的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受到了一些困难，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困难与问题同鲁迅所生活的那个旧时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邓拓写这些杂文，是应《北京晚报》之约而写的。《北京晚报》开办“燕山夜话”这个杂文栏目的目的是贯彻“双百”方针，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为宗旨，主要的对象是“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这也就是说，邓拓的杂文主要是写给“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看的，而不是主要写给敌人们看的。因此，时代不同，读者群不同，就必然要导致作者写作态度、写作手法的不同。所以，他就不能用鲁迅那种冷潮热讽，旁敲侧击的笔法对待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而是以语言平和，见事说理、借古喻今、循循善诱的方法。鲁迅是将杂文作为匕首与投枪战斗，邓拓则是将杂文做为银针与丸药治愚。《燕山夜话》里的一部分杂文，如果严格地按鲁迅为杂文下的定义来讲，并不能算是杂文，称之为科普小品应该是更恰当一些。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倾向，邓拓在其杂文里也有所针砭，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两座庙的兴废》等，只是这针砭的口气要温和得多。因之，读惯了鲁迅的杂文乍读邓拓的杂文，总觉得邓打的杂文不像杂文。 

　　其二，作者的身份不同。 

　　鲁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人，当然，将鲁迅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也并非不可。鲁迅的一生都是与文字打交道，教书，办刊物，写文章。鲁迅也做过“官”，但最大就是某个大学里的中文系主任。所以，鲁迅写杂文时，相对地来说，顾忌较少，比较自由，因之，写出来的文章恣肆狂荡，锐不可挡，真个是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而邓拓则不然。邓拓虽然出身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本人又酷爱文学，长期与笔杆子打交道，但他却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因他从政时间较早，从《晋察冀日报》社长一直做到《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身份与地位决定了邓拓在写文章时，相对来说有许多顾忌和不自由，在许多问题上，他缺少鲁迅那种路见不平直抒胸臆的自由度。尽管他写杂文用的是“马南*”的笔名，但文章依然是你邓拓所产。文章出了问题，必然要追究文章的真正作者是谁，笔名起不了半点的推卸责任。这也就是邓拓虽然是以“马南*”的笔名发表杂文，待到姚文元一发难，倒霉的并不是“马南*”，而是邓拓本人。鲁迅的杂文主要是暴露黑暗，鞭挞国民的劣根性，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邓拓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就不能这样写。所以他杂文的特点只能是以一个朋友的口气，就某一个问题平心静气和风细雨与读者探讨，商榷，启发，诱导。用讲道理的辨证唯物论来说服人，而不能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手法来挖苦人，讽刺人。 

　　邓打尽管是以这样温和的态度写杂文，还是为他招致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种种莫须有罪名，迫害致死。如果他要写出鲁迅那样火药味十足的杂文，那就恐怕真的要“罪该万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