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从国内最高学府走出的民营科技第一人。对国家来说，他坐上了改革开放的头班车;但是对当时已48岁的他来说，赶上的是创业年龄的末班车。今年已经75岁的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依然透出为人师的气质。他，曾是令人艳羡的天之骄子，他曾经是高等学府里搞科研的中坚力量，但是，他更是一名创业者，一名在改革大浪中奋身探索的旗手，他一手创办的海华，乃中关村高校产业的发端 　　这是一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居所。兼有保卫职责的大铁门依稀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物，进门之后，是几平方米的厨房，右手边则是仄长的一间起居室，电视、沙发、衣柜、茶几、小桌，这么几件简单的家具就已经让这间起居室“满员”了。 　　“我在清华之外还另有住所，但我基本上居住在这里，因为这里留下了太多珍贵的创业画面。”已经75岁的倪振伟说，“就是在这间小屋里，我与原中共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薄熙永、时任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等决定成立高校中的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海华。现在来看，创办企业下海经商似乎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在1984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却是一件极其重大、令人振奋不已的事情。可以这样说，我们迈出去了很大的一步。” 　　改革大浪涌海华应潮而生 　　海华，顾名思义，海淀+清华，以海淀为主清华为辅，取精义之后称之为海华。1984年初，倪振伟见到了一位老朋友——时任中共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贾春旺对我说，现在国家开始改革了。在中关村这个范围里，拥有丰富的高等院校资源，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可海淀区工程师却大概只有10位，高级职称的几乎一个没有。我们能不能想点办法，发挥高等院校的优势，与海淀区的经济结合发展起来呢?能不能把这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呢?” 　　面对这一新的命题，倪振伟顿时感到非常新鲜。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虽然有教职工、学生数千人，但是更多的人似乎只用心读书，不闻窗外事，改革之风未曾拂面而过，高校，这一亚社会依然禁锢在属于自己的象牙塔中。 　　“其实，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一。国家科委甚至全国都开始重视科技，希望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但是当时的高校包括科研院所都是关起门来搞科研，极少与企业有接触。”因此，贾春旺鼓励已经40多岁的好友倪振伟下海创业。 　　“改革是这个时代的强音。对于改革开放来讲，对国家来说，我们坐到是头班车，但是对我这个年纪来说创业几乎就是末班车。”倪振伟毅然决定走出高校这个亚社会，到更广阔的天地中闯荡一番。 　　1984年的8月25日，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在京成立，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出席了成立大会。倪振伟拿出一张张珍贵的照片，其中有几张摄于海华成立之际，贾春旺、刘纪原等亦出席了成立大会。照片上的倪振伟意气风发，“创业了，终于能为祖国做些事情了。” 　　为什么会选择我?我要怎么成立公司?公司运转的资金哪里来?公司成立之后又怎样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海华的成立让倪振伟激动不已，但是以上这些问题却需要一一解决。此时，中关村已经成立的民营科技企业并不多，四通、信通、联想等企业那时尚未成立，尽管京海、科海已运转了一段时间，却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想，让我第一个在高校里成立民营科技企业是有考虑的。”倪振伟说，“我经历过文革，被‘四人帮’批斗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倪振伟曾因议论过“四人帮”而被关押。“‘四人帮’粉碎之后，时任校长的刘达同志释放了我。我在校内做了一篇名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的演讲，因而得到了不少同仁的共识。”基于此，海华成立后，清华有100多名教授、高级知识分子成为了公司的兼职人员，如时任海华总工程师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茅于海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的冯冠平是当时海华的副总工程师等。 　　尽管有如此多的高智慧的脑袋集中在一家公司里，但是仍无法掩盖海华创业之初的捉襟见肘。“我们属于‘四无’公司，”倪振伟诙谐地定义成立之初的海华，“无注册资金、无办公地点、无固定人员、无创业经验。我们每个月花30元租用了清华照澜院居委会的一间房子做办公室，白天是居委会办公，晚上才能轮到我们来办公司。” 　　和其他民营科技公司一样，海华也必须自筹启动资金。“我与熟识的工厂借了两万元，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办公设备。为了能免税，我们聘请了几位知识青年。这也是当时的奇怪现象之一，高科技企业里大部分人都是知识青年，是考不上大学的。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截至1984年底，中关村地区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公司达到40多家，当年营业额1800多万元。至此，由一批科技企业构建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框架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