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一师三团班长、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营政治委员，二十九团政治委员，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总部四局局长，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新编第四旅副旅长，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冀南军区副司令员，西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杜义德，1912年生于湖北黄陵，1928年参加赤卫军，从此踏上军旅生涯。革命战争年代，历任红4军29团政委、第30军第89师政委、红4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八路军新编第4旅副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10军军长等职。建国后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海军第二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一、典范
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曾经在10天时间里连续发出3份电报、指示，对全歼国民党第3师的定陶战役予以嘉勉——1946年9月7日，“庆祝你们歼灭第3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9月8日，“甚好甚慰”；9月16日，发出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将定陶战役定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典范。
这次完美体现“运动战”精髓的战役，是以杜义德任政委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担当主攻的。
在江泽民主席题写书名的文集中，杜义德评价定陶战役说：“这是一次漂亮的速决战、歼灭战。”的确，在毛泽东第一封电报发出前仅4天，最终遭到全歼的国民党第3师师长赵锡田还给他的舅舅、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发出一份与最终结果完全相反的电报：
“不用两个星期就可以占领整个冀鲁豫，把刘伯承赶到太行山上。”
这份电报是用明码发出的。当时的赵锡田正处在狂妄与骄横的顶峰，认为自己的行动根本无须保密。他觉得，凭着先进的美式的装备，击溃刘伯承根本不在话下。何况，他已经牢牢踩住刘伯承的主力、第6纵队杜义德部的尾巴；更何况，蒋介石刚刚因为他的进展发来嘉奖电。
赵锡田万万没有想到，他正被杜义德牵着鼻子，一步步走向覆亡。
当时，包括出尽风头的赵锡田第3师在内，国民党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共纠结了30万人马，而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只有5万余人，双方兵力对比是6：1。针对这一情况，刘伯承、邓小平的想法是，运动歼敌，不打最弱的，捡最痛的打。赵锡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捡出来的。
赵锡田的第3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却与川军、西北军起家的另外4个师一同编入西线集团。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必然会驱使他不顾一切地冒险争功。刘邓认为，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将其歼灭，其他几个师都不会拼死救援。这必将沉重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决心，粉碎敌人的攻势。
牵赵锡田鼻子的任务，是杜义德和6纵的司令员王近山亲自找到刘伯承、邓小平抢下来的：“如果我们纵队打得只剩一个团，我就去当团政委；如果打得剩下一个连，我当指导员！”
杜义德的坚决态度，换来了刘邓首长赞许的目光。
这样，从8月23日开始，赵锡田沿着杜义德的脚步，一路进攻，一路取胜，“渐入佳境”，直到9月3日晨被诱至定陶以西的大杨湖地区。赵锡田狂妄地吹嘘道：“我3师乃总裁王牌之首，所向无敌。”
然而，美梦最酣的时候，陡然变成了恶梦。当晚22时30分，信号灯划破了大杨湖的夜空，我军以3－4倍于敌军的优势发起了总攻。经过3天硬碰硬的血战，杜义德以全部预备队投入为代价，在大杨湖西南方向撕开一个缺口。亲自赶到杜义德的指挥所坐镇指挥的刘伯承高兴地说：“好啊，这一下赵锡田站不住脚了，赶快咬住他，别让他跑了。”
赵锡田已身陷天罗地网，无路可逃。7日，他被运动中歼敌的解放军部队生俘。战士们认出了这位躲在汽车底下冒充“军械主任”的国民党中将，把他带到杜义德面前。杜义德笑着对他说：“前些天你一直追着想见我，现在满意了吧。”
歼灭整3师，活捉赵锡田，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首次啃下蒋介石的王牌部队。类似的典型战斗，杜义德还打了许多。红军时代，他在平汉线上追随徐向前三战三捷，使红军一师的实力猛增3倍；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日寇反扫荡作战369次，主动进攻370次，打得敌人心惊胆战，粉碎了敌人进攻冀南根据地的图谋；解放战争中的鲁西南战役，他在定陶分割围歼了国民党153旅，开创了一个纵队单独全歼敌人一个旅的典范；进军四川，率部4个月内迂回作战7000余里，完成了一次持续时间漫长、规模巨大、距离遥远的连续追击战；抗美援朝，他的部队在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血战43天，成为世界战争奇观……
二、勇者
身为一代战将，杜义德最大的特点是勇猛，善打硬仗恶仗、善克劲敌悍敌。杜义德曾这样说：“刘邓大军中，最受欣赏的是我们6纵。再艰难的战斗，再强大的敌人，只要6纵出马，准能打下来。”
那时候，邓小平常说：“6纵就是能打。”杜义德的部队得此盛名，是因为他最喜欢打坚决的战斗。在杜义德的概念里，坚决包括两层含义：一、坚决完成任务；二、坚决消灭敌人。正因如此，善打硬仗的6纵也受到了敌人格外的“器重”和关注。千里跃进大别山期间，国民党一份被截获的电报这样说：“要找刘邓，就找6纵。”对此，社义德的解释是：“刘邓跟着6纵，放心。”
在杜义德的记忆里，最艰难的一次行军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了。对于这场揭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的大进军，邓小平曾经对社义德说：“我们庞大兵团脱离后方进攻作战，是不能让蒋介石把我们家里的坛坛罐罐打烂，而把战争推到蒋管区去。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战场两头，我们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
刘伯承、邓小平将突破黄河的时机选择在水大流急的6月底。为了以最大的勇气夺得渡河作战的胜利，杜义德再三嘱咐所辖16旅旅长尤太忠、18旅旅长肖永银：“争取偷渡黄河。偷渡不成，立即转入强渡。渡河后，如敌建制尚未打乱，应稳扎稳打，巩固滩头阵地，如敌建制已被打乱，就应不顾一切猛插猛追，迅速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
以后的作战过程完全应验了社义德的意见和部署。强渡黄河后，他们在盛夏雨季中通过陇海线，穿越黄泛区，又连续渡过涡河、沙河、洪河，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越来越艰难。8月23日抵达汝河时，危急的战机已经一触即发。
在汝河对面，是蒋介石嫡系的整编85师和64旅；在社义德的后面，紧跟着国民党10多个师的兵力，其中3个师已经逼近到25公里处。此刻，刘伯承、邓小平正随野战军指挥部与杜义德的6纵相伴而行。一向温儒的刘伯承以少有的坚决语气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打开一条通路。要勇、要猛！”邓小平紧跟着说：“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决打过去。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打过去！”
这是两名杰出军事家对勇者的期望和要求。此后，“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至理名言，一直铭刻在杜义德的精神和血液里，铭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史册中，成为我军一个战无不胜的法宝。
在刘邓首长的亲自指挥下，杜义德当即传令部队轻装，将带不动的野炮炸毁，将机密文件该烧的烧掉，部队端刺刀，准备血战。8月24日2时，18旅旅长肖永银率先带领部队渡河，部队端着刺刀攻击前进，打下一个村庄，又扑向另一个村庄，碰上敌人就打，打完又往前冲，迅速杀开一条长约5公里、宽约3公里的血路。另一方面，16旅旅长尤太忠、政委张国传率队渡过浮桥，攻占两处阵地，经反复几次刺刀翻飞的肉搏战，终于巩固住战果。
在杜义德部的掩护下，刘伯承、邓小平和野战军指挥所顺利渡过汝河，于24日下午到达彭店。刘伯承拍着杜义德的肩膀，高兴地说：“这一仗打得好！我们靠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候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
做一名勇者，是杜义德毕生的追求和实践。为此，他在战争年代留下了包括鼻翼上的伤疤在内的11道伤口；他的54团在攻打大杨潮时拼得只剩下100余人，上至团长、政委，下至卫生员、炊事员都投入了战斗；他的战士王克勤带领全班战士一天击退敌人40余次进攻，自己却无一伤亡；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麾下名将如云，李德生、尤太忠、肖永银等均战史留芳……
勇敢，铸就了杜义德的累累战功和不朽勋业。
三、汗与血
1947年4月，曾经偷掘慈禧墓的大盗军阀孙殿英困守的汤阴城外，杜义德的部队将一个口号叫得震天响：“多流汗、少流血”。
汤阴城被孙殿英吹嘘为“固若金汤”，城外遍布暗堡、壕沟、鹿砦、地雷，构成了多层次的坚固防御圈。杜义德考虑到强攻必然会造成很大伤亡，便决心集中力量靠挖交通沟和地道逼进敌人。在“多流汗、少流血”的口号激励下，战士们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干扰，经过连续10昼夜的艰苦努力，挖出11000米的地道，构筑了118个地堡和53个炮阵地，一直将攻城的出发阵地推至孙殿英的唇吻边上。
艰苦的准备工作，换来攻城的顺利和轻松。4月30日黄昏，杜义德下令开始攻城，到5月2日拂晓，孙殿英便在出逃途中被活捉，成为杜义德缚住的又一条苍龙。
此战，是杜义德率部攻克的第一个设防坚固的堡垒，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通令嘉奖。
“打仗，一定要注重流汗与流血的辩证关系。战士的生命和部队的战斗力是最可宝贵的，多流些汗，可以避免少流血。”还在八路军129师随营学校担任副校长时，杜义德就向校长徐向前表达过这样的战争思想。
当时，杜义德刚刚经历过浴血而生的惨痛经历。长征胜利后，身为骑兵师师长的他参加了西路军的征战。3个多月时间，他们在黄河之西左冲右突，战友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鲜血弥漫在杜义德周围。当他靠摸树皮辩认南北方向，保护着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讨饭回到延安时，队伍里只剩下了4个人。
真正经历过鲜血的军人，才更懂得生命的可贵，才更注重作战技巧的锤炼和运用。解放战争打响后的首次主动出击，他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战术，只用7分钟就出其不意地攻下兰封城，敌人连防守工事都没建好；挺进到大别山区，他与敌人连续周旋3个月，忽东忽西，令追兵捉摸不定，拣好吃的敌人就坚决吃他一口，站稳了脚跟，壮大了自己；进军四川，他的部队创下了日行240华里的行军纪录，连下自贡、荣县，使敌人做了俘虏还大梦未醒……
“流汗和流血并非绝对的矛盾，它们有辩证统一的时候。淮海战役中把黄维兵团牵进包围圈，再对他层层剥皮的战斗就是这样的杰出例子。”杜义德说。
这次战斗的第一阶段是“牵牛”。为了割裂黄维兵团与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的联系，杜义德的部队奉命将黄维的4个军11个师共12万余人牵制向西。在这场超大规模的牵制行动中，杜义德强中示弱、弱中逞强、虚中实打、实中透虚，表现出高超的收束控制部队的技巧。他们打打走走，走走打打，打则打痛敌人，激怒敌人，走则腿脚奇快、神出鬼没。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势，使敌人既打不上又舍不得丢。直到20天后，黄维在蒋介石
的严令催逼下才悻悻调头东进，此时，杜义德又指挥人马冒雨日夜兼程，赶到黄维之前，扎紧了包围圈的“袋口”。
杜义德动员他的部队说：“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恶仗，不惜以最大的牺牲去完成任务。”虽然如此，杜义德仍然一再告诫部队，要发挥善于迫敌作战的特点，力争付出最小的代价。
决心：最大的牺牲；目标：最小的代价。这就是杜义德的战场逻辑。战士们在敌人的火力威胁下，一锨一锨地构筑堑壕。先挖成卧射掩体，再挖成跪射和立射掩体，再相互串连沟通，组成壕沟网络，一直延伸到距前沿仅3O米处。
接下来，就是以血战为代价层层“剥皮”了。第一层皮，是击退敌人6次反扑后攻占李主楼和小周庄；第二层皮，是经过反复的拉锯战，逐街逐巷、逐屋逐户地把敌人一步步赶出大王庄；第三层皮，是以白刃作战，杀退黄维亲手豢养的警卫团，攻下尖谷堆，将黄维的五脏六腑都抖落在人民军队的刺刀前面。尖谷难被攻克的第二天，黄维兵团，这个蒋介石嫡系的王牌部队被全部歼灭。
直到今天，杜义德仍然认为，围歼黄维的战斗，是他一生打过的最艰苦也最痛快的一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