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义德暴跳如雷：“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张国焘皱皱眉头说：“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徐向前总指挥淡然一笑：“把杜义德交给我吧。”

     1933年10月，秋雨潇潇。山高水低的川境，天地萧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野花、野草，早早地枯黄凋谢了。抵不过霜威风力的枯枝败叶，蝉联飘坠，层层堆叠，带着沉暮的凄凉之色，向空中战抖抖地作响，终于，连枝带梗地跌落了。

     就在这个时候，四川“剿匪”总指挥刘湘，又纠集了140多个团的兵力，分作6路，对红4方面军进行围攻。这就是所谓“六路围攻”。红4方面军也就势发起“反六路围攻”战斗，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军89师政委杜义德率领89师和兄弟部队一起，一面阻击敌人，一面选择敌军的薄弱部分进行夜袭，一举消灭冒进至马鞍山地区的敌郝耀庭部两个团。在万源保卫战中，杜义德率领部队与兄弟部队密切协同，用步机枪火力和手榴弹、滚木、雷石，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疯狂进攻。

     1934年8月上旬，红4方面军在东线大举反攻。杜义德率领89师渡过巴水，以夜袭突破敌军防守薄弱的结合部，一举占领杨柏河与得胜山。紧接着又以夜袭占领右垭口以北的要点，攻克了巴州。然后直驱黄木垭，断敌孙震部的后路。杜义德等部激战1天半，歼灭敌人2个旅，又乘胜追击，占领东溪。敌人残部退至嘉陵江西岸，刘湘的“六路围攻”土崩瓦解、付之东流。

    1935年1月，杜义德率领部队刚刚钻出了“反六路围攻”战斗的硝烟，立即又投入广昭战斗。2月，再参加陕南战斗。3月，又马不停蹄地参加强渡嘉陵江战斗。

    陕南战斗中，红4方面军集结了20个团的兵力，作战10余天，先后占领了宁羌、沔县两城和平阳关重镇，歼灭敌人4个多团，缴获轻重机枪70多挺，长短枪5000余支，俘虏敌人团长以下官兵4000多人。但是，陕南战斗不过是虚晃一枪，目的是吸引嘉陵江江防敌人北向，以便红4方面军部队从嘉陵江中段突破，接应中央红军。

    由于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失败，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向西作战略转移，由此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就在这时，敌人也调集重兵向川陕边境增援，企图阻击红军。于是，红4方面军又挥师川北，冲破了敌军又一轮“会剿”，准备以30军为主力，强渡嘉陵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嘉陵江犹如一匹放任不羁的野马，奔腾不息，一泻千里。又象一条巨龙，在周围崇山峻岭的挤压下，怒冲而下，扬起滚滚的波涛，使劲撞击着两岸的峭壁；宽阔的江面上，大大小小的旋涡一个套着一个，顺江奔流而去。

    春天的嘉陵江，更是碧波浩淼。两岸层峦叠嶂，郁郁葱葱。3月里，为了扫清红4方面军渡江作战的障碍，杜义德率30军89师夜袭红山庙，一举消灭敌罗泽洲部2个团。尔后，乘胜追击，直到仪陇附近，与友邻部队一起，攻克了苍溪。

    这一天，嘉陵江边的岩石和灌木草丛里，一高一矮，走过两个背着草篓的山民。他们手里握着柴刀，走走停停，指点江岸。后面不远处，尾随着几个精干的小伙子。这是红4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红30军89师政委杜义德。他们化装成割草的农民，带人侦察江岸，沿江勘察地形、水文情况。边看边记，勾画地形草图，选择渡口。

    此前，虽然各部队经过侦察，已经提出几个方案。强渡嘉陵江是否能够取胜，关键之一是渡口的选择。因此，徐向前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沿江跋涉，进行实地调查。徐向前一行昼行夜宿，走一程，停一程，详细观察和标记沿江的地形、水情、敌情，调查敌军的江防部署，谨慎地选择过江的渡口。

    杜义德对徐向前说：“看起来，过嘉陵江不但要有周密的准备，还要准备打一场恶战。”徐向前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嘉陵江，赞同地点了点头。

    根据徐向前总指挥的指示，又经过反复勘测，红4方面军决定把主渡点放在苍溪县东南塔子山下的石家坝。这里江道弯曲，敌岸突出，水流缓慢。而且，塔子山雄峙东岸，便于红军居高临下，观察敌情，隐蔽自己，发扬火力。对于掩护渡江十分有利。而对岸敌人的前沿是一片平滩，纵深是丘陵起伏的地带，杜义德认为，这有利于红军抢滩和向纵深发展。同时，在右翼30里的苍溪城方向选择了佯攻点，以牵制敌人。渡江战斗发起后，首先廓清预定渡口附近的敌人。杜义德率89师担任侧攻，敌军江防部队抵挡不住红军出其不意的进攻，向剑阁方向撤退。

    3月28日夜晚，红4方面军总部和徐向前总指挥下达了渡江命令。塔子山上的几十门大炮和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掩护着满载渡河勇士的六、七十只木船，飞速驶向对岸。尽管江防敌人死命阻击，还是有一部分木船登陆，并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徐向前命令杜义德担任方面军过江指挥，立即率部架设浮桥。并且严令在大部队过河以前，骡马和辎重不得上桥。

    杜义德指挥部队趁势架起浮桥，让大部队快速通过嘉陵江。他自己留在桥头掌握部队。不断爆炸的火光映红了杜义德的脸。突然，杜义德发现部队在桥头堵住了。90师副师长兼28团团长王近山带着一群刚刚缴获的战马，直插江边，准备过桥。两匹马驮着辎重上了桥，一只马蹄还卡在桥缝里。部队堵在桥上，乱成一团。竹扎的浮桥，过人已属勉强，那里经得住战马的折腾。杜义德赶过去，大声命令：“人从桥上过，马从水里趟过去。”并喝令战士把马拖下桥去，给部队让路。“牵不下去就推进河里去。”立即有战士用肩扛着马的身子，往河里推。那两匹马也顶上“牛”了，怎么也推不动。这时，听到岸上有人在喊：“把马留下！”

    说时迟，那时快，杜义德气急之中，掏出手枪对着马头“当、当”就是两枪，两匹马应声倒下。杜义德又命令战士：“把马搬到河里去。”湍急的江水，卷走了马匹。

    岸上那嚷嚷着要留下马匹的，不是别人，正是28团副团长王近山。王近山气呼呼地对杜义德说：“这是给总部首长的马，你也敢杀？”杜义德不饶人地说：“总指挥命令，不准骡马辎重上桥。你没看见这该死的马挡住部队前进吗。”王近山说：“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缴获的。你赔我的马！”杜义德说得干脆：“打完仗我赔你！”

    大敌当前，红军的两名指挥员却不依不饶地争吵起来。正要过江的徐向前总指挥问明原由，严厉地批评了王近山。杜义德这才知道，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团长就是英勇善战的“王疯子”王近山，脸上不禁露出了诚恳的憨笑。想不到，他们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成为刘邓大军中闻名的“黄金搭档”。

    拂晓前，杜义德率领的89师全部随30军主力和9军一部强渡成功后，立即从中路突破敌人的防线。杜义德带领战士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急速前进，立即投入战斗，很快占领了敌人沿江阵地的制高点，并迅速向纵深推进。

    红4方面军兵分左、中、右三路挺进。徐向前总指挥随中路部队30军及9军一部抵达剑阁，由杜义德率89师经过激战，攻占了扼川陕大道的要点剑阁。随后，王树声副总指挥立即率88师星夜奔袭剑门关，会同右翼31军一部，一鼓作气，夺取了横扼川陕通道的险关要隘、敌人江防的战略支撑点——剑门关。

    在渡江战役的第一阶段，红军就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约400余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红4方面军为了取得战役的全胜，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敌邓锡侯的28军主力，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因此，方面军总部命令红31军主力推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并围困广元。杜义德率领的红30军89师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止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右翼安全。红9军、30军和第4军主力，则分别向江油、梓潼地区实施进攻。红军的攻势震动了成都。在方面军各部队全面投入战斗的同时，杜义德奉命率领红30军89师向西北推进，于4月10日攻克青川，并立即指挥部队冲击青川以北川甘交界的摩天岭，阻击伺机南下的胡宗南部。这场行军就象战斗。陡峭的山路上，红军战士争先恐后地往上爬。有的人鞋子烂了，就用破布缠着脚板，继续往上冲。

    几乎就在杜义德率领部队冲上摩天岭的同一时间，敌人也露了头。杜义德迅速指挥经过急行军、气喘吁吁的，还没有站稳脚跟的部队即刻投入战斗。战士们喘着粗气，咬牙甩出了第一批手榴弹。经过激烈战斗，把胡宗南部先头部队的一个营全部歼灭在摩天岭下。先头部队受挫，胡宗南部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摩天岭始终在红军控制之下。那一天，红军也在塔子山一带与敌人激战，并攻占塔子山主阵地，巩固了前段战役的胜利。

    随后，杜义德率领部队又于14日攻克了平武。这次战斗，是红军早期的攻坚战之一。杜义德带领部队从摩天岭阵地撤出以后，迅疾攻城。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攻城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眼看久攻不克，正在前沿指挥战斗的杜义德急红了眼。那时，24岁的杜义德虽然已经是红军师政委，却正当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蹭”的一下，就跳出了掩蔽工事，猛的抽出别在腰间的驳壳枪，大手一挥，扯起大嗓门吼了一声：“共产党员跟我上！”

    眼看拉不住师政委杜义德，突击营营长急令司号兵：“快吹冲锋号！”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看到政委带人往前冲，也纷纷一跃而起，跳出掩体，向守敌发起总攻。

    杜义德身先士卒地从缺口登上了城墙，挥着手枪喊：“同志们，冲啊！”惊天动地的喊声，仿佛是嘹亮的冲锋号；手枪柄上的红绸迎风展开，通红、通红的，远远望去，仿佛是一面红旗。

    正在这时，隐蔽在城墙下的敌人机枪又“嘎、嘎”地响了起来。“政委，小心！”紧跟杜义德身后的通讯员惊叫起来。话音没落，一颗子弹已经从杜义德左胸锁骨下穿过。洞穿了他年轻而又结实的身体。鲜血涌出，立即把军衣染红了。杜义德摇晃了一下身子，从城墙上重重地摔下。

    当杜义德醒来的时候，卫生员正为他清洁伤口上的污血。通讯员在一旁直抹眼泪。杜义德一看，又火了。他想说：“还不快给我冲上去。”但是，却说不出任何的话来，只是把脸绷了起来，又无力地闭上眼睛。卫生员急忙从药包里摸出一团纱布，从通讯员的长枪上抽出枪膛的通条，用纱布缠住，对杜义德说：“政委，你可得咬住牙啊！”杜义德沉重地点了点头。卫生员用那纱布蘸蘸盐水，往杜义德胸前的伤口捅去，想把伤口里的污血清理出来。通条裹着蘸了盐水的纱布，刚刚捅进伤口，杜义德就大叫一声，疼得昏死过去。倒是卫生员咬着牙，为杜义德清洁了伤口，然后用干净的纱布包扎起来。

    杜义德昏昏沉沉睡到了傍晚。终于醒来的时候，已经在红军野战医院里了。徐向前总指挥听说杜义德身负重伤，立即赶去看望这员虎将。杜义德紧咬牙关，蜡黄的额上，不停地滚落着豆粒大的汗水。徐向前蹲在担架边，紧拉着杜义德的手，对杜义德说：“杜义德，你给我挺住！阎王爷不收你，我这里还要你呢。”徐向前吩咐派4方面军最好的医生去为杜义德治疗，“一定要把杜义德救活！”他又要野战医院随时把杜义德的伤情向他报告。

    但是，那时的红军医院，也一样的简陋，缺医少药。每次换药，杜义德都是疼得死去活来。幸亏杜义德年轻，“阎王爷”真的还不“收”，终于挺了过来。伤还没好利索，杜义德又急忙回了部队。在以后无数的艰难岁月里，杜义德都记住了徐向前总指挥对他说的这句话：“杜义德，你给我挺住！”

    红军时代，枪声一响，指挥员和共产党员总是冲在最前面。因此，每一仗结束，不但有战士牺牲，也有很多带头冲锋陷阵的指挥员伤亡。杜义德打仗不要命，在徐向前麾下，也学了很多指挥作战的招数。在残酷的战争中，杜义德付出了鲜血、几近是生命的代价，才一步一步走上了红军指挥员的岗位，担负起更加重大的责任。

    强渡嘉陵江战役从3月28日开始，到4月21日结束，持续了24天。红4方面军渡江后，迅速向纵深发展，三路并进，先后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9座县城，歼灭敌人12个团，约1万余人。这次战役，既是红4方面军，也是红军作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强渡江河的模范战例，对红4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也是一次全面的提升。只是由于张国焘、陈昌浩的迟疑不决，才丧失了继续乘胜进击甘南的战机，并放弃了川陕根据地。为此，徐向前感到十分惋惜。

    从红军的整体战略上来说，既然强渡嘉陵江战役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因此，从渡江战役起，红4方面军实际上就开始了长征。

    就在那时，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到杜义德政治前途的事件。已经担任红30军89师政委的杜义德负伤住进了医院。出院以前，又被调任红31军91师政委。红30军军长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了，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生性耿直、爱枪如命的杜义德心里知道，其实是余天云看上了他的这支20响快慢机驳壳枪。杜义德哪里肯把自己从战斗中缴获、已经使惯了的手枪交出去。杜义德气呼呼地说：“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天云也不示弱：“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要交！”

    这一较劲，杜义德火了。“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余天云说话就要下杜义德的枪。杜义德按住枪，暴跳如雷：“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

    但是，余天云还是带人强行把杜义德的枪给下了。过后，一向刚愎自用的余天云又赶紧跑去向张国焘告了一状，诬陷杜义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目无领导、违抗命令”。

    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

    徐向前总指挥说：“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到红军，19岁加入共产党，父亲让地主还乡团活活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

    张国焘听后说：“那就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

    徐向前淡然一笑：“把杜义德交给我吧。他生来就是个打仗的料。”就这样，打仗勇敢的杜义德被撤了职，来到徐向前总指挥身边当了作战参谋。徐帅的知遇之恩，让杜义德终身铭记。至于余天云，虽然“少年得志”，25岁当军长，却仅仅因为有一次在张国焘那里“失宠”，而在行军途中自杀身亡。

    1935年5月，当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徐向前身边又带上了一位新的作战参谋杜义德。

    1935年初，中央红军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这一名称一直保持到1937年，才改名为“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历经18000里的长征，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英勇地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无数次血战，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渡过堪称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和大渡河，终于在6月中旬陆续和红4方面军部队在懋功会师。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6月16日，中央在给红4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文中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占领新疆。”

    懋功是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迎接红1方面军的到来，杜义德和红4方面军的政治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当地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宣传“红军是少数民族的好朋友，是穷人的军队”，扩大红军的影响。“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的标语至今还屹立在当年的长征路上。他们还在中央红军的必经之路上，建立了粮站。短短20多天，就在渺茫的高原上和人烟稀疏的少数民族地区筹集了200万斤粮食、2万斤盐巴、牛、羊、骡马和各种蔬菜。部队男女战士们还自己动手缝制了绑腿、米袋、草鞋和一针针编织的毛衣、背心、毛袜和手套，表现了红军两大主力之间的亲密战斗友谊。

    懋功会师后，杜义德又担任了红4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兼4局局长。那时，红4方面军设有4个局。1局管作战，2局管情报，3局管通讯，4局管军务后勤。杜义德的直属纵队由司、政、后和警卫团、工兵营、侦察通信营、独立妇女团等部队组成，主要担负指挥机关的警戒、工事构筑、通信联络、开辟通路、筹粮筹款等任务。人多事杂头绪多。徐向前总指挥对杜义德说：“杜义德，我把方面军总部这一大家子都交给你了。”

    杜义德说：“总指挥放心，有我杜义德在，就有部队在。”徐向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和方面军指挥机关在一起，在徐向前总指挥身边工作，杜义德不仅了解了全局形势、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敌我情况和部队的全面作战情况，还有机会从战略上向徐向前学习军事指挥，从战略角度上来认识和思考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

    红军1、4方面军会师后，为了适应军事行动的需要，又编为左、右两路军。1方面军为左路军，4方面军为右路军。

    这时，张国焘的“野心”也开始急剧地膨胀了。他以为，在川陕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的红4方面军有8万多人，兵强马壮，而仓促撤出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即红1方面军仅有1万多人，是疲惫之师，因而，张国焘不断地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并一再要挟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达到向中央争权的目的。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主动让出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这次会议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为此，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帅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就这样，由于张国焘向中央要权，红1、4方面军在懋功、理县、毛尔盖地区滞留了两个多月，失去了趁敌之虚向东向北发展的最好时机，红军不得不经由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从而大大增加了进军途中的困难和部队的损失。

    党中央同张国焘进行多次斗争后，北上方针终于在8月中旬开始付诸实施。只不过，红4方面军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并不知情。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公开斗争还是后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