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吧、杀吧！总有一天，红军会回来和你们这些狗东西算账的。”父亲的血，是少年杜义德的洗礼。

     1930年，大别山的春天来得特别迟，3月了，满山遍野的杜鹃还没有返青。红军第11军31师驻扎在木兰山一带，边休整，边出击。“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抓不住红军的踪迹，就组织地主反动武装还乡团，向红军撤出的地区进行“清算”。正是大革命中的红区“白色恐怖”最剧烈的时期，转入“地下”斗争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许多红军家属被反动武装杀害。失去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与掩护，在山里坚持武装斗争的红军面临很大的困难，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任务比以往更加艰巨了。 

    红31师4大队宣传队长杜义德每天带着战士们翻山越岭，到周边的村子里去进行宣传，为红军筹集给养。那时，杜义德的宣传队成了红军的一支武装工作队。他们天天在山里转，走到哪个村，就在那个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发动贫苦农民支援红军，打击地主老财。遇到敌人，就立即投入战斗。从小在山区长大、走惯了夜路的杜义德，被战友们称作“夜老虎”；他摸着树皮就能辨别背阴朝阳、面东还是向西。他的经验是，向南的树皮薄，朝北的树皮厚。有一回，杜义德带着宣传队在塔耳岗遭遇下乡“清剿”红军游击队的敌人。杜义德命令战士们打打撤撤，和敌人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势。就这样软磨硬缠，一直把敌人牵到山里，拖到晚上。天黑了，下乡的敌人那里辨别得出山里的方向。转得稀里糊涂的，被杜义德的宣传队狠狠地收拾了一通。民谣说：“天有九头鸟，地有湖北佬”，湖北人说：“无（黄）陂不成镇，三个（黄）陂子尖一街”。和杜义德交了几回手，敌人也知道了红军宣传队长杜义德是黄陂人。一吃了亏就破口大骂：“又是他妈的这个‘尖黄陂’”。从此，“尖黄陂杜义德”就被叫开了。 

    东方欲晓，月垂天边。杜义德带领红军宣传队员们披星戴月地行走了一夜，却仍然精神抖擞。那时，灰色的黎明的上空闪烁着稀疏的晨星。阴冷的风从木兰山下的黑云片下面挣扎出来。林子里升腾起一股雾气，移动着，沿着山脚铺展开去，像一条灰色的没有脑袋的蟒蛇一样钻进山脚。披着露水的林子和田埂，都笼罩在冰凉的惊心动魄的朝霞里。 

    太阳还在山后懒洋洋地不肯升上来。杜义德隐约地看到前面已经到了徐家湾村。他吩咐战士们进村活动，注意情况，互相掩护。正当他们在土墙上张贴标语的时候，杜义德猛一回头，发现从村边拐角上摇晃着闪出了一队下乡“清剿”的白军。幸亏有晨雾的掩护，敌人并没有立即发现他们。 

    杜义德立即命令战士们占领村边的有利地形，“同志们，沉住气，等敌人走近了再打。”等敌人走到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了，杜义德起身向敌人甩出一颗手榴弹，大喝一声：“打！”战士们也甩出一颗颗手榴弹，霎时间，爆炸声、叫喊声和烟雾混杂在一起，炸碎了黎明的寂静。突然，敌人的机关枪在附近的房顶上响起来。杜义德命令副队长带几个队员迂回过去打敌人的后背。不大一会，副队长带人在敌人后背打响。正面进攻的敌人慌张起来。杜义德乘机命令队员们：“枪上刺刀！”他带头挥起大刀，一跃而起，大声命令：“杀过去！” 

    在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中，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一个匪兵挺枪向杜义德刺来。杜义德眼尖，往边上一闪。但是，已觉得鼻子上一阵麻酥酥的，用手一摸，满脸是血，幸好鼻子还在。他大吼一声，气呼呼地扑向匪兵。刀光闪处，硬生生地用手中的大刀劈了敌人。边上的匪兵，吓得掉头就跑。他们不敢相信，这个满脸是血的红军，还有这么大的神威。杜义德连续干倒了几个敌人，自己身上也溅满了血。这一仗，宣传队牺牲了几个战士，但是杀退了敌人，缴获了十几杆枪，也打出了红军游击队的威风。杜义德把脸一抹，高兴地抓起一杆缴获的新枪，高声大喊：“喔荷，红军打胜仗罗！”激昂的喊声，久久地回响在木兰山下。 

    战斗结束，才刚早晨10点多。四邻八舍的老乡闻风而来，又有好些个年青人要求参加红军。杜义德兴高采烈地带着新兵和缴获的武器回到山里去。在杜义德的手下，还赶着几头猪，给山里的同志们改善伙食。这已经成了杜义德每次下山的惯例。久而久之，只要看见杜义德赶猪上山，大伙就知道宣传队又打了胜仗了。 

    一连打了几个漂亮仗，“清剿”红军的敌人不敢小看了红军游击队和宣传队，也对“尖黄陂杜义德”恨之入骨。为了对付“尖黄陂”，敌人动了不少的脑筋。

    寒冷的雨水，淅淅沥沥地打在木兰山区。敌军在地主还乡团的带领下，摸到了塔耳岗的磨盘区杜家村，抓到了“尖黄陂”杜义德的父亲。领头的“白狗子”对着杜老爹的脸狠狠打了一拳，咬牙切齿地说：“原来你儿子就是红军里的‘尖黄陂’，老子‘尖’不过你儿子！抓不到你儿子就抓你。你儿子不回来，你就甭想活命。”

    杜老爹“呸”的啐了那“白狗子”一脸的血水，倔强地昂起头：“打吧、杀吧，等我儿子和红军回来了再找你们这些狗东西算帐！”敌人把杜老爹押往黄陂县城，严刑拷打，逼着他交出杜义德，说出红军游击队的下落。杜老爹被吊起来，身上破烂的衣衫被抽得稀烂，露出绽开的皮肉，浑身血淋淋的，奄奄一息。杜老爹流了一夜的血，天还不亮，就断了气。 

    这一天，杜义德正要带队出发，山下的“交通”来了，把杜老爹被敌人活活打死的消息告诉了杜义德。“尖黄陂”杜义德什么也没说，双手攥得紧紧的，过了好大一会，猛的抬起拳来，朝身边的大树上狠狠地一捶。鲜血顺着指缝流出来，滴到饱经风霜的树杆上、滴到大别山的土地上。杜义德使劲咬了咬牙，举起攥紧的拳头狠狠一挥，回头对队员们大声一喝：“出发！” 

    那时，木兰山已经被初升的太阳染成一片火红色。那是木兰山的朝霞，还是父亲的血光？历尽苦难的杜老爹，用他的鲜血为未来的共和国将军杜义德洗礼！

    1912年5月，杜义德出生在湖北黄陂县的木兰山塔耳岗区陈家嘴湾。那一天的木兰山很平静，杜鹃象往年一样该开就开了，陈家嘴湾也很平常，因为降生的只是一个吃糠咽菜的小生命。杜义德的父亲租种了胡家湾大地主的田，只能维持全家9口人糠菜半饱的生活。当地有首民谣说：“咱农友，好悲伤，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   

    由于家境贫寒，杜义德只读了8个月的私塾，才八、九岁的年纪就给地主放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杜义德10岁就跟着哥哥出外挑肩磨担，起早贪黑地奔走在河口、夏店等集镇，每天总要往返百十里的山路，用他那稚弱的肩膀担负起生活的重担。 

    15岁那年，杜义德跟着胡家湾的胡锯匠到武汉去当起了学徒工，帮人拉台锯，把木头锯成薄板。每天累得腰酸背疼、头晕眼花，还要煮饭、洗碗、担水、烧茶。有一天，杜义德头昏眼花，拉锯偏了线。老板抄起小铁锤，照着杜义德脑袋上就是一锤子。顿时，杜义德昏倒在地上，头上、脸上淌满了鲜血。他从昏迷中醒来后，就要去找老板说理。老板气犹未消，抓起一根木棍又扑向杜义德，幸亏工友们上前给拦住了，杜义德才免遭又一顿毒打。一气之下，杜义德扭头就走了。老板不但不给工钱，反倒要杜义德付房钱和饭钱。胡锯匠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一块钱，塞给杜义德说：“兄弟，我只有这么点钱，拿着，路上买点吃的，别饿着了。”杜义德感激地告别了胡锯匠，离开了武汉。 

    那时的杜义德，当然还不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剥削”、什么叫“阶级斗争”。但是，他想不通，为什么世间会有那么多的不公平、不合理。家里人原指望杜义德能赚点钱回来的。想不到，杜义德两手空空的回到家里。杜老爹责怪儿子不争气，要他再回去当学徒。杜义德一五一十地对父母亲说起了在武汉的遭遇。杜老爹听了直叹气，再也不提让儿子去学徒的事了。 

    很快，传来了黄麻起义的消息。“红军要来了，咱穷人要有出头日子了。”家乡的穷人，兴奋地传说着红军的消息。不久，果然就有红军来到了木兰山的塔耳岗区，叫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他们到处贴起了“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还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号召农民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杜义德整天兴奋得不得了，带头参加了农民协会，还照葫芦画瓢地写了一副对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贴在农民协会的大门上。斗完土豪劣绅，杜义德和农民协会的小会员们拉着手，满街跑、满街唱：“大土豪跑过江（过长江到武汉），小土豪逃四方，穷老子一夜睡到大天亮。”

    1928年，16岁的杜义德参加了农民赤卫军。同村最要好的小伙伴杜娃子，也和他一起参加了农民赤卫军。两人拉勾发誓，一起去木兰山找革命军。不幸的是，有一回，杜娃子回村的时候，正巧被地主还乡团抓住，残忍地剖腹“示众”了。后来，杜义德和赤卫军一起回村执行任务时看到了杜娃子的妹妹亚妹。她哭着说：“狗子哥，妈妈临死以前还对我说：“亚妹呀，你看到狗子哥就像看到娃子哥了。别忘了叫狗子哥给你娃子哥报仇呀。”亚妹的话，象刀子一样，深深刻在杜义德的心上。 

    1929年2月，杜义德与家乡磨盘区的100多个赤卫军一起参加了红军，并被编入红11军31师4大队。不久，杜义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杜义德已经成为4大队的宣传队长了。那时，被称作“尖黄陂”的杜义德，已经成长为一名有勇有谋的坚强的红军战士，不再是一年前的“狗子哥”了。 

    杜义德听说，杜老爹被敌人打死以后，家里的房子也被烧了。母亲柳华山带着老大、老二躲了一阵。家里的生计也更加困难了。大嫂早就死了，再没有女人愿意嫁给大哥杜友德。二哥双腿瘫痪了，每逢插秧的季节，就只好坐在一只木盆里，慢慢地在水田里挪动着插秧。母亲白天劳动，夜晚纺纱、织布，然后抽空上街，把老大、老二编的草鞋和土布拿去叫卖，以补全家无米之炊。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母亲柳华山不敢对人说起杜义德在红军，也不叫杜义德回去。她让人捎口信给杜义德：“不要回家，为你爹报仇！” 

    父亲和杜娃子的死，永远铭刻在杜义德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