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编辑“百年之后”去哪里？

金  新

写下这个题目，盖因《杂文报》编辑李恩柱先生的不幸病逝在报社沙龙里引起的强烈情绪宣泄与真挚终极祝愿。

这是其他类型文字编辑无法拥有的“殊遇”。

“人生自古谁无死？”

窃以为，杂文编辑“百年之后”去的地方应该是“天堂”！

杭州师范大学盛海耕教授有一篇名为《鲁迅痛恨哪些人？》的文章，其精辟指出——

鲁迅“痛恨”那些“专制暴君及其帮凶”（见《华德保粹优劣论》《病后杂谈》《写于深夜里》），“痛恨”那些“帮闲”（见《二丑艺术》《论语一年》《病后杂谈》《随便翻翻》《论秦理斋夫人事》），“痛恨”那些“奴才”（见《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漫与》《谚语》），“痛恨”那些“革命营垒里的蛀虫”，“痛恨”那些“不是东西的东西”（见《再论“文人相轻”》）。

其实，杂文大家迅翁的“痛恨”对象一旦“合并同类项”，就应该只剩下非民主之主子与“乐不思”民主之“蜀”之奴才。

笔者曾在《“奴才生病，主子吃药”论》一文中写道——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专制时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奴才‘殉葬’都常见，至于‘主子生病，奴才吃药’，那奴才是要叩头‘谢主隆恩’的。”

“站在民主政治的高度来看，由‘主子生病，奴才吃药’而‘奴才生病，主子吃药’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质言之，杂文正是这“伟大的进步”的先驱者抑或促进者。

于是乎，操杂文之“手术刀”或曰持杂文之“匕首”握杂文之“投枪”人作为“民众意志的代言者”，作为“时代号筒”，在某些人的僵化思维中，往往成为不和谐因素。

杂文编辑是决定杂文“出笼”命运的第一个把关人，常常成为“不和谐因素”的因素。

河北因高扬而有《杂文报》，吉林因谷长春而有《杂文选刊》。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做“杂文”也不易》有语：“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

唯如斯，企望没有高扬与谷长春经历而又能掌握杂文最终命运的领导者“同情”杂文，不说天方夜谭，至少可以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是一种美好的希望甚至梦想。

杂文编辑是一种高风险职业，《文汇报》“笔会”不痛不痒之“专家杂文”之“闪亮登场”似为有力反证！

自幼饱历衣不裹体、食不裹腹艰苦体验的文化学者李二和认为：“天堂是天理通透灵魂至上纯净的圣界；每一个人都掌管着天堂。地狱是天理混淆灵魂龌龊不堪的俗世；每一个人也都掌管着地狱。”

王尔德《快乐王子》的结尾有这样两段话——

“‘把城市里最珍贵的两件东西给我拿来，’上帝对他的一位天使说。于是天使就把铅心和死鸟给上帝带了回来。”

“‘你的选择对极了，’上帝说，‘因为在我这天堂的花园里，小鸟可以永远地放声歌唱，而在我那黄金的城堡中，快乐王子可以尽情地赞美我。’”

有人说王尔德笔下的快乐王子颇有“基督的情怀”。

快乐王子“有颗人心而活着的时候”他“不知道眼泪是什么东西”，他“住在逍遥自在的王宫里，那是个哀愁无法进去的地方”。他流眼泪是在“心是铅做的”之后“看见自己城市中所有的丑恶和贫苦”。

快乐王子是醒悟后的良心发现，是一种“救赎”。

小燕子就不一样了，难怪鸟禽学教授会不可思议：“冬天竟会有燕子！”

杂文编辑就是那“冬天”里小燕子，“生前”于严酷的环境中“精神升华到超然的境界，在开启智慧的一瞬间，便必然拥有了天堂”。

光顾《杂文报》沙龙的读者诸君，他们肯定哀民生之多艰——

收入差距日臻扩大：“我国基尼系数自1994年突破国际警戒线，达到0.434后，几乎以每年0.1%的速度递增。”

“二次分配”纸上谈兵：“税收和财政的双增长，社会公共性支出中偏重建设投入，城市越来越漂亮，老百姓越来越体贫穷。”

官员缺乏民意敬畏：“一些公共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隔着一层皮，过于乐观宏观经济数据，而对微观经济问题视而不见。”

……

如果武侠小说之盛行是说明现实社会亟需行侠仗义之豪杰，那么杂文之走红便是意味社会现实出现病入膏肓之迹象。

缘此，沙龙网友们才会对以民主、自由或公正、公平、正义之属为“己任”之杂文寄托了太多太多的希望，才会对一个普通的杂文编辑的英年早逝如是痛心疾首。

呵呵，上帝那“天堂的花园”之门正敞开着，李恩柱先生一路走好！

匆匆于2012年5月13日23时